在位者不能深思熟虑、缺乏远见，这是谋士们需要极力强谏的。因为社会人生犬牙交错，吉凶福祸相辅相承。精于世故的人，考虑问题宁可复杂些，而不可流于肤浅。因此，辑有《远见卓识的智囊》一辑。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被部下“黄袍加身”即位后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的统治。为了这件事，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

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连年征战，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赵普说：“道理很简单。这是由于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君主软弱而臣下太强，现在只要稍微削夺一点他们的权力，把钱粮控制起来，收回他们麾下的精兵，天下自然就平静下来了。”

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我能够登上帝位全靠了他们，他们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据我看来，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也把黄袍披在他们身上，怕他们也身不由主呀！”

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连忙都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叼叼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还提这些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有人认为宋朝的衰弱是由于削夺了节度使的权力。实际上，藩镇的强大不等于宋朝的强大，强大中央，弱化地方，这是立国之根本。200多年来的弊端，宋太祖在谈笑间就革除了，直到宋朝灭亡之时，也没有臣属过于强大的忧患，这难道不是改天换地的手段吗？如果宋朝君臣不苟且偷生，力主与金议和，那么凭寇准、李钢和赵普等人的才气，对付入侵外敌，绰绰有余，宋朝又怎能沦为弱国呢！

智囊

“旁敲侧击”，就是把一些直接说出来的话和直接做的事情，采取迂回的方法，委婉地表达出来或变通实行，以便采取更好的效果。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如此。他通过言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巧妙地解决了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既避免了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真可谓一举多得。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尤其涉及到人际关系方面，不必一一说透具体的症结，只需要稍做提示，点到为止，就可以巧妙地得以解决。反之，容易弄巧成拙，失去他本来的意义。因此，有的时候，酒杯和笑容比起拳头更能够解决问题。

王叔文谏太子议政

唐德宗时，王叔文因为擅长下棋而被任命为太子侍读。有一次，王叔文在侍奉太子下棋时，议论起政事，谈到宫市中的弊端，太子说：“我也正想将此事上奏圣上。”大家都称赞太子这一想法，唯独王叔文什么也没说。等到大家告退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其原委。王叔文回答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帝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谈论宫外之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拢人心，您又怎么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哭着说：“如果不是先生教导，我怎会知道这些道理！”从此之后，太子对王叔文便十分宠幸。

王叔文虽然是个奸险的小人，但这番议论却是堂堂正正的。

智囊

能成大事的人，贵在目标与行为的选择。如果事无巨信，事必躬亲，必然陷入茫茫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情不做，然后才能成就大事，有所作为。

进言之难，表现在同样事情，不同人去说，或者同一个人向不同人去说，都会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古贤人晋见君王，一般都要找君王宠信的人为其引荐，如果举荐的人不是宠信的人，虽然所荐的人贤德，也常常不能见用。今人深明“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道理，不在该位，而说处在该位才该说的话，多惹事端。

不处置继迁母

西夏李继迁经常骚扰宋朝的边疆之地保安军的官员上奏太宗说他们擒得李继迁的母亲太宗知道后打算将李母斩首因为寇准当时任枢密御使所以太宗单独召他进宫商议该如何处置寇准退朝时经过宰相府宰相吕端对寇准说“圣上是不是告诫你不要把此事告诉我”寇准说“没有”寇准便把皇上处置李继迁之母一事告诉给吕端吕端问道“准备怎样处理”寇准说“要在保安军北门外予以斩杀以告诫凶恶的叛逆之徒”吕端说“如果这样处理的话可不是一个好的计策啊”于是吕端立即进宫向太宗上奏说“当初项羽要油烹刘邦之父太公高祖刘邦还愿能分得一杯肉汤呢凡能成大事者往往不顾及他的亲人何况李继迁还是一个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日把他母亲杀了难道明天一定能擒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不是白白和李继迁结下了怨仇更加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啊”太宗问道“既然是这样依你之言该如何处置呢

”吕端说“以微臣之愚见应当将李继迁之母安置在延州并派人好好地对待她以此招来李继迁李继迁一日不降终可拴住其心因为他的母亲在我们手中生死由我们定夺”太宗听后拍着大腿高兴地说“要不是爱卿之言几乎贻误了我的大事”

此后，李继迁的母亲被安置在延州，直到去世。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竟向宋朝称臣纳贡。

后世遵循了吕端的建议，就有鞑靼酋长俺答的纳贡归降；如果违背了这一建议，则出现了努尔哈赤的反叛。

智囊

吕端以用心为上的思想瓦解了判军的斗志，史书上说：“吕端大事不糊涂。”

其实岂止是大事不糊涂，他还有宽阔的胸襟，这是干大事的人所必备的素质。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那是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人太明察，太苛刻了，苛刻到像眼睛揉不进沙子一样，那时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等。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因此，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领导者最起码的要求。胸怀开阔，于己于人都有利。在一个开放的自然与社会里，把优势关在一个小圈子里，其优势绝不能长久存在。可见，心胸狭窄，实在是干大事最大的忌讳。

苏颂谏帝莫立契丹王

苏颂二十三岁考中了进士。起初，他做过宿州观察推官、江宁知县、南京留守推官等副职。由于他办事谨慎周密，受到了当时任南京留守的欧阳修的赏识。

宋仁宗时期，苏颂三十四岁的时候，调到京城开封，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官职，负责编定书籍，前后共有九年多时间。苏颂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发奋读书，不仅博览了秘阁中各种藏书，而且还每天背诵二千言，回家后默写下来，作为自己的藏书，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通过长期刻苦努力，使他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非常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

到哲宗元佑年间，苏颂被擢升做刑部尚书、尚书左丞，后来又做了宰相。元佑八年，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仪象法要》一书的撰写工作，绍圣三年完成全书。绍圣四年，朝廷又启用苏颂，封官太子少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颂就去世了。苏颂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在药物学和天文学、机械制造学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宋哲宗时期有一天边防元帅派种朴进京上奏皇帝说“得到间谍的报告契丹国王阿里骨已经死了契丹人正为立谁做阿骨里的继承人而作难契丹大臣赵纯忠为人谨慎忠诚我们打算乘契丹还未定王位继承人之时派数千劲兵拥戴赵纯忠为契丹国的首领”宋哲宗召来大臣们商议这件事情大臣们听了之后纷纷表示赞同正当大臣们一个个兴致高涨已经迫不及待地打算拟圣旨嘉奖边防元帅的做法时时任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的苏颂却力排众议上奏说“陛下现在契丹国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贸然出军强立他国君主倘若契丹人拒而不纳那不是有损我国的尊严吗还是慢慢观察局势的变化等到情况明朗以后再来处置这件事情也为时不晚啊”宋哲宗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一时拿不定主意一个大臣反驳说“什么不清楚奏折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苏颂说“各位我们谁也没有去契丹国看个究竟

就是上奏折的大人也没有看到契丹国的真实情况而只是听了间谍的报告间谍的情报有限况且间谍也不可能清清楚楚地打探到契丹皇室的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出兵太冒险了皇上请三思啊”

苏颂的一席话，使得大臣们纷纷议论，究竟该不该出兵呢？大家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苏颂接着说：“陛下，自古有才能的皇帝，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不会没有目的的盲目做出，更不会在没看清事情之前就冒昧下决定。您是一代明君，您应该知道怎么做啊。”最终皇帝还是听从了苏颂的意见，结果证明苏颂的意见是正确的，契丹国内部的情况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智囊

在我们没有搜集到充分的证据或材料时，千万不要妄自做出判断或结论，虽然有的时候冒险也是一种投资，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虚心谨慎的好。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故事中苏颂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没有弄清楚契丹国的真实情况前，决不轻举妄动。这是一个人成功的最基本的一步。

没有耐心，急于出手，看起来似乎是在争取主动，其实是盲目蛮干，吃苦的还是自己。

李沆教旦存忧患

宋真宗刚刚即位对政事勤勉用心重用了一批贤臣良将一时朝野上下风气清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丞相李沆辅佐年轻的君主整日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有一段日子因为用兵西北的事情李沆和参知政事王旦经常要很晚才能吃饭一次已经快起更了他们才忙完了当天的决策和军用调度开始吃饭王旦瞧瞧吃着饭还若有所思的李沆又瞅瞅眼前的清粥小菜不禁叹息道“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些悠闲无事的日子呢当年娴熟的书画诗词都因为政事给丢弃了呢”正在沉思的李沆听到王旦的抱怨苦笑一下微微摇了摇头对王旦说“王贤弟切不可忘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多少有点忧患可以成为警戒就算是真有一天四方安宁无事也未见得朝廷还会风平浪静我死之后必定由你来出任宰相朝廷很快就会同敌人和亲一旦边境无事风调雨顺些恐怕皇上就会逐渐生出奢侈之心了陛下尚且年轻

多些警戒未尝不是好事”王旦对这番话却不以为然觉得李沆是小题大做了

李沆每天都会将各地的水旱灾害、盗贼为乱以及不孝忤逆等等事情一一上报给真宗，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王旦也觉得拿这些小事来让皇上心烦实在是没有必要，更何况还每次都是这些不美之事，总会有违皇上的心意。王旦多次劝李沆，李沆却自有道理，他说：“皇上年少，应当让他知道四方艰难，这样才会常怀忧惧之心。要不然。正处在血气方刚年纪的皇上，就很有可能误以为天下太平、四时祥瑞，把心思都用在声色犬马上面，或是大兴土木、兴兵打仗、兴建庙宇。我老了，怕是看不到这些了，这都是你日后要担心的事情啊！”

果然李沆死后，真宗认为同契丹已经讲和，西夏也纳贡称臣，于是便封禅泰山，祭祀汾神，大肆建造宫殿，还搜求亡佚的典籍，没有一天闲暇。还任用了一批善于歌功颂德，根本不用心政务的奸佞小人，如王钦若、丁谓之流。王旦看在眼里，却毫无办法。想要进谏，自己已经和这些佞臣同流合污；想要辞官离去，但皇上着实待自己不薄，就这么撒手不管实在于心不忍。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里，王旦才知道李沆是多么有先见之明。

《左传》中有记载说，晋国、楚国的两国军队在鄢陵相遇，晋国大臣范文子不想和楚国作战，他说：“只有圣人才能作到内外无患，自己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为何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惧呢？”可晋宁公拒而不听，还是与楚国交锋，并战胜了楚国。回国后，晋宁公日益骄侈，任用佞臣胥童，杀害了三位大臣，最终自己也被匠丽所杀。李沆的话，就是从这件事受到启迪的。

智囊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过分安逸使人失去朝气，过分溺爱使孩子娇懒，这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是碰到实际问题就不容易做好。李沆居官谦虚谨慎，深思远虑，为政清明，不以私害公，且时刻为朝廷的未来命运担忧，忠正之心可昭日月。他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时刻不忘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然而终究良言逆耳，年少的真宗安于现状，好大喜功，听不进有关百姓疾苦、社稷安危的进谏。只可惜，良臣未遇明主，李沆的良苦用心终究付诸东流。

刘大夏藏文件

明天顺年间，英宗喜爱宝物。宦官们说：宣德年间曾派太监王三宝出使西洋，得到无数珍奇异宝。皇上于是就下令宦官到兵部，查寻当年王三宝到西洋的航海路程。当时刘大夏在兵部任郎官，兵部尚书项忠下令部吏查找过去的文件。刘大夏先查出，然后将所查到的东西隐藏起来，于是，部吏就没有找到。项忠只得又让部吏重新查找。项忠质问都吏，说：“署中的文件怎能丢失？”刘大夏微笑着说：“以前出行西洋，花费银粮数十万，死在途中的军民也有万人之多，这是当时的弊政，文件即使存在，也应焚毁，以拔除其祸根，难道我们现在还要重演昔日，还要追究它的有无吗？”项忠听了这话以后，很受震动，对刘大夏连连拜谢，并指着尚书的位子说：“刘公通达国体，这个位置不久就该属于你了。”

安南国王黎灏侵占了边境城池后，又向西侵略了当地的土著人，但与老挝作战时却被打败了。宦官汪直想乘机出兵征讨，于是便派人来兵部索取当年英公张辅征服安南的路线图，刘大夏将路线图藏了起来，没有交出来。兵部尚书又亲自派人再三索要。刘大夏密告尚书说：“仗一打起来，西南地区马上就要受到大破坏，陷入瘫痪之中。”尚书这才明白，便再也不寻找了。

这两件事，天下臣民已在暗中受到了刘大夏的恩赐，但却无人知晓。

智囊

刘大夏为民省财，防君贪图享受安逸的良苦用心的却令人钦佩，但是他的举动已经犯下了“欺君之罪”。刘大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深深地懂得，一个人过于追求安逸享乐，就会失去活力，这对于一个国君来说，其危害不仅仅在于他个人，而是整个国家。

这个道理，适合每一个人，特别是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人只有时时充满活力，才会富有朝气。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不断刺激，不断激发活力。综观人的一生，主要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做人，二是处世。所以，人在孩提时代，一定要受教育，学会如何做人，同时学习各种处世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美好愿望，享受幸福人生。在人际交往中，懂得通情达理是人格高尚的体现。要知道，在人生中，人格的力量是无价之宝，它会给人的一生带来无穷的快乐和幸福。大凡人格高尚的人，想问题，办事情，都懂得通情达理，因此人缘一定错不了。

通情达理的具体表现就是有仁、有义、有礼、有智囊、有信。虽然通情达理不是物质财富，也许在真正的战场上不能抵挡刀剑，但是作为强大的精神财富，用它们作为铠甲和盾牌，的确可以抵御物质和各种欲望的诱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坚守自己心灵的净土。

赵鼎谏阻诛御医

刘豫在山东散步谣传说给皇上掌管御药的冯益派人收买飞鸽，造成了对皇上不好的舆论。泗州刘刚将情况上奏给朝廷。张浚请求高宗处死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的影响。赵鼎接着上奏说：“冯益的事还不大清楚，然而臣怀疑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有关国体，不宜轻易处理。但是朝廷如果忽略此事，外界必定会认为皇上的确曾有那样的事，这样就会玷污皇上的圣德。不如暂时革去冯益的职位，并让他离开京城，以此来消除众人的疑虑。”皇上欣然应许，把冯益贬官到浙东。

张浚对赵鼎的意见不满，非常生气。赵鼎便说：“自古以来要想除去小人，操之过急则会导致其朋党相合，小人结合起来，会造成更大的祸患。如果稍缓一下，倒可能使他们彼此间自相排挤和斗争，从而达到目的。如今冯益的罪虽可杀戮，但这也不足以大快天下。然而，这样一来，那些宦官担心皇上杀人习惯了，肯定以力相争，以减轻其罪行。因此，不如把他们贬到边远之地，既不伤害陛下之意，宦官见处罚轻微也不会花大力气求人来营救。而且，其它宦官必定高兴冯益的位置空下来，好由他们依次接替，他们怎么会愿意让冯益再度回朝呢？如果我们全力现在竭力排挤冯益，这些人就会对我们另眼相看，他们的朋党也就此勾结得更加牢固，到那时就不易攻破他们了。”张浚这才对赵鼎的高见开始叹服。

智囊

处理一件事情，受要经过周密的调查了解，要证据确凿，再行处置，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提高朝廷的威信，进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反之，仅仅是听信了只言片语，就龙须震怒，大张杀戮，也未免太荒唐。右丞相张浚奏请斩冯益就是如此，还堂而皇之地说出“以正视之”。仅仅是怀疑，未经调查、了解的片面“视听”，不攻自破，何需去“正”，堂堂丞相竟然如此无知，令人齿寒。至于赵鼎的一番处置不能太急躁，急躁了容易“狗急跳墙”，乱唱高调，纯属胡言。为非作歹的小人，只要证据确凿，就应该依照法律从速处置，还怕什么“跳墙”？否则，拖延时日，只会对国家对人民造成损害。上述两种执法偏向，今天的执法者也应该充分给予注意。

王守仁有心不让坐

明朝年间，阳明公王守仁擒拿了逆贼濠寇以后，江彬等人陆续赶到，散布谣言诬告阳明公。可阳明公却一点也不在意，初次见面，江彬等人便把阳明公的位置设在旁席，并请阳明公就座。阳明公装着不知道，竟坐在了上席之位，而将旁席让给了江彬等人坐。江彬等人非常生气，便口出不逊之言。阳明公当作平时交际中正常出现的情况，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解释，又有人在旁为阳明公解围，局面才算平息。

这件事，阳明公并非为争座一席之地，而是害怕一旦受到等闲之辈的节制，将来在处理公务时都要听他们的而不能有所作为了。

智囊

对于那些居心不良、处心积虑想陷害他人的鬼蜮之徒，决不可心存畏惧，而首先要有一身豪气，要有压倒对方的气概；另外，还要讲求一点斗争策略，有上两点，可以力于不败之地。江彬就是这样的鬼域之徒，自以为得计，但是最后却落得个反其受辱、原形毕露的可卑下场。而阳阴公这里所表心出来的则是不可悔的凛然正气和有理有节的“外交才能”。在起巍巍形象面前，奸邪之辈却是如此的猥琐可鄙！

姚崇流泪保全身

姚崇，原名元崇，后来因为要避开唐玄宗“开元”年号之讳，改名为姚崇。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姚崇生于陕州硖石，唐玄宗开元九年在大唐都城长安去世，享年72岁。姚崇一生，尽心国政，三朝为相：一代女皇武则天统治时，姚崇官至凤阁侍郎武周结束，李唐复兴后，姚崇被睿宗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李隆基登位初期诏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后又加封为梁国公。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事情是这样的，唐中宗时期，皇太后武则天身患重病，宰相张柬之等忍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诛杀武后的宠臣张易之、张宗昌兄弟，并胁迫武后退位，还政于李氏家族。姚崇当时任灵武道大总管，恰恰从驻地返回京城，宰相张柬之等人就和姚崇联络，希望他也加入到此次行动中。姚崇身为太宗时期的老臣，对李氏江山深有感情，毕竟在他看来一个女人管理朝政不是一件吉祥的事情。于是，他就答应了这件事。后来，政变成功，姚崇因此被封为两县侯。武后被迫禅让，被迁往上阳宫软禁了起来，唐中宗却率领朝中文武大臣去给皇太后请安。参加密谋的张柬之等五六个人兴高采烈、穿着华丽的官服，在武则天面前显尽了威风。惟独姚崇躲在一边，悄悄的哭了起来。

张柬之等人感到奇怪，便问他说：“现在逆贼已经被铲除了，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哭什么啊？你是不是怕因此而招惹祸端吧！”姚崇仍旧哭而不答。武则天也在一旁说：“姚大人，别哭了，有什么可哭的呢？”姚崇听武则天问他话，就哭的更伤心了，他哭泣着回答说：“在下碰巧参与了讨伐逆贼的行动，不足以论功图报。只是由于以前侍奉皇太后太久了，而今将要离别旧主，我越想越伤心啊。这也是为臣的尽的最后一次孝心了，您就让我痛痛快快的哭吧。如果我因此而获罪，那么，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啊！”说完，就痛苦起来，哭的武则天也动心了，眼角不禁也流下泪来。

后来，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与韦后勾结起来，张柬之等五人因此被害，唯独姚崇幸运的活了下来。人们这才理解姚崇当年的苦心。

智囊

哭是人表达或宣泄某种情绪的方式，其中有悲也有喜，哭的“功能”十分丰富，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将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点，以至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哭”的典故，比如南朝宋孝武帝时期刘德愿以哭谋官；三国时期周鲂以哭行诈；唐姚崇以哭避祸。

遇到坎坷、灾难、祸端，往往可以用哭的方式恰到好处地避过。就像故事中的姚崇。姚崇的聪明之处，不仅是用哭避祸，更重要的是他有先见之明，料到将来可能会因为逼迫武后退位而招来麻烦，所以才“哭”给武后看，以此表示自己的心迹。

关键时刻，用哭来打动对方，使对方态度缓和或者改变初衷，也是现代人可以采用的一种智囊谋。只不过你要恰到好处的使用，切不可处处都用这一招，这样的话，“哭”就不灵验了。

毕仲游分析司马光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着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后来王安石被废黜后司马光继续执政他反王安石变法之道而行之当时毕仲游任河东路行狱提点写了封信给司马光信中说“过去王安石以兴作之论说动了先帝但忧虑财力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得到民间钱财的政策没有不用的发放青苗贷款设置‘市易务’、收敛‘助役钱’、变革盐法等等都是事而想振兴宋室忧虑财力不足才是情没有能杜绝他兴作之情只想禁绝他散敛变置之事这是之所以百说而百不行的原因现在废除了‘青苗法’取缔了‘市易务’免掉了‘助役钱’废弃了盐法凡只是为了获利而伤害老百姓的事都一扫而光更改了它那些故去在实行新法时被重用的人心里必然不高兴心怀不满的人必然不但要说‘青苗法’不可废除

‘市易务’不可取缔‘助役钱’不可免掉‘盐法’不可废弃必然要处于不足之情说不足的事以感动皇帝他们的话就是让石头人听了也会动心的如果这样那么被废除的可以再发放被取缔的可以再设置被免掉的可以再收敛被废弃的可以再存在现在治理国家的办法应当让天下有识之士献计献策深入了解收支的数字将各地所积蓄下来的钱粮一并收归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支付二十年的所需几年以后又将会是今天的十倍使天子清楚地知道天下在钱财上的剩余那么‘不足’之论就不可能陈述在天子面前然后新法才可以永远被废弃而不再实行

当初王安石身居高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能够实行，今天你想辽救前日的弊病，但您身边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吏，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门徒。虽然起用了两三个旧臣，用了六七个正人君子，然而，上百人中才占十几个，这种形势哪里能有所作为呢？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务’、‘助役钱’、‘盐法’等也无不如此。用这样的办法去辽救前日的弊病，就好比人旧病稍愈，使他的父亲、儿子、兄弟都面有青色，但不敢贸然祝贺，因为他的病并没有根除。”司马光看了这封信，面色严峻，事情正象毕仲游所忧虑的那样。

智囊

毕仲游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有一句话说的最好，就是“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被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要改革，必先除旧换新，旧的不除，新的又怎么能实行呢？只有将旧的清除干净，才能实行新的。否则新旧在一起，必然会起冲突。

同样，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要先考虑做这件事需要什么条件，只有条件具备了，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条件不具备就去做，无论如何你也是完不成的。

赵凤、杨王虑长远

当初，晋阳的看相人周玄豹曾预言后唐明宗将来一定富贵至极。到明宗继位后，就想召他进宫。赵凤说：“玄豹以前说过的预言已经验证，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师之中，则一些轻浮狂妄的人必会聚在他的门下。自古以来方术之士的胡言乱语使人遭受灭族之祸的举不胜举。”于是明宗便把周玄豹任为光禄卿，一面又命他退休。

北宋时，杨王杨沂中外出游玩，恰遇一测字先生。杨沂中便用自己手中拐仗在地上写了个“一”字。测字先生当即叩拜并说：“先生为何微服到此，应多多保重才对。”杨王很奇怪，追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个测字的便说：“土上面写一画，就成了王字。”杨王会心地笑了，便给他批拨了五百万贯钱，并在批条下写了平常所押之字，命测字先生第二天到府中取兑。

第二天，王府管钱的人接过测字先生的批条后，看了又看，说：“你是何人，怎敢伪造我王的批条前来冒领钱物，我当把你抓起来送至官府治罪。”

测字先生感到很委屈，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管钱人讲述了一遍，希望能惊动王爷，让他听到。于是杨王负责接见和管理钱财的官吏凑了五千贯钱，交给了测字先生。测字先生接到钱以后十分伤心，把管钱的人痛骂了一顿才愤而离去。

后来，管钱的人找了个机会把上次的情况告诉了杨王，杨王责怪他为什么要那样做，管钱的人说：“他今天说您是王，明日再胡说您比王高，由此一来，王爷受到的诱惑就越来越多。况且您已经晋封为王了，再用他卜相干什么呢？”杨沂中听了这话以后，站起来拍着管钱人的背说：“你说的对啊！”当即将准备给测字先生的五百万贯钱奖赏给了他。

智囊

人常常因为别人的谄媚阿谀、奉承巴结而得意忘形，结果迷失自己。为人所利用而不自知。为什么不能保持理智囊，冷静的分析自己，了解自己呢？唯有认清自己，才能愉快开朗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进，让自己走得更稳、更踏实。

物质的赠予和美丽的言辞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真心。和朋友交往时，必须要有辩别是非，判断对错的能力，不要因为珍贵的礼物和巧言令色就迷失自己。

真正的朋友贵在交心，孔子曾说：“友谊、友谅、友多闻。”一个能随时指出你的缺点，能关怀你，宽容你的朋友，才是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如果朋友具有丰富的学识，能够引导你走上示学不倦的路程，更是人生的一大幸运。

朋友的种类很多，如何去判断一位值得深交、浅交的朋友，将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至于一些缺乏真诚的利益交往，更要适可而止。

刘晏谈惜小防大

唐代宗时，刘晏在扬州设立造船场，拨给每只船一千两白银做经费。有人说，造船所花费用实际不到一半，请求减少所拨经费。刘晏说：“不行。凡干大事的人不能吝花费小钱，凡事必须要从长远考虑。现在刚刚开办船厂，办事的人又很多，首先使他们私人的花费不窘迫，公家的财物才不不会受到损失，所造的船才坚固完美。如果现在就和他们斤斤计较，又怎能长期办下去呢？自我以后，他日必有减少拨款之人，减至半数尚可支撑，超过半数，则所造之船就不能运输了。”

五十年后，当时的主管人员果然减了一半费用。到了咸通年间，主管人员依实际费用拨款给下面，再没有剩余的了，可惜造出来的船越来越脆薄，极容易损坏。河运事业也随之走向衰败了。

智囊

司马光曾经说：“当官的人，应该多从大处着眼，放弃琐小的事情。”古今中外，要办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事；成就大事的人，不能考虑琐碎。大人物都不拘泥于小节，进而才能成就大的事业。刘晏的论述，说明正是因为吝惜小钱而妨碍了大事。这也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远见卓识。

俗话说，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个故事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因为一时的吃亏，换来的是长久的利益，当今不少精明的企业家，正是悟出了这个道理，从而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李晟不迷信天道

唐朝大将李晟屯兵渭桥时，恰逢火星运行至天的正位，除夕守岁，很久才退开。府中之人都前来祝贺，说：“火星已退，这是国家大吉大利的征兆，应火速用兵，定能大获全胜。”李晟说：“如今天子有困难，身为人臣应竭力死战以解救危难，哪有工夫去管什么天象呢？”叛乱平定后，李晟才对众人说：“当时，一些士大夫利用天象的变动来劝我出兵，不是我要拒绝，而是考虑到对星象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去利用它，但是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在利用它。因为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变化无常，我担心一旦发生火星守岁的天象，我军一定会军心动摇，不战而自败了。”大家称赞道：“将军的见识不是我等所能想得到的啊。”

田单想用神道去迷惑敌人，李晟不想以天道来迷惑自己的军队，二人都是非常高明的。

智囊

日月星辰本来变化有常，古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寸，不为舜亡。”所以，天道是科学，且有一定的变化规律，而不是迷信。至于把大自然的变化与祸福、凶吉联系起来的无聊话语，则就是迷信了。李晟对话语迷信的批驳和采取的行为，说明他不受唯心思想的左右，他的见识确实高于常人。

刺史选婿

唐代裴宽曾作润州参军。当时润州刺吏韦诜为女儿择婚，没有选到。有一天，韦诜休息时登楼观赏风景，看见有人在花园中埋东西，韦诜便使人去打听。打听的人回来告诉他说：“那个人便是裴参军。他不愿因接纳别人的礼品而玷污了自己的家门。正巧有人送给他一块鹿肉干，交给他就走了。但是，他又不敢自欺，所以将那东西埋在了花园中。”韦诜听后，赞叹不已，当即就把女儿许配给了裴参军。成婚那天，韦诜让女儿在帏帐后面偷看裴宽，只见裴宽瘦弱而身长，穿了件碧色的衣服。韦诜族中人看见他都笑了，把他叫做“碧鹤”。韦诜说：“爱自己的女儿，必然要将她许配给贤良的公侯作妻子，又怎能以相貌取人呢？”裴宽后来历任礼部尚书，很有声望。

唐代的李祐在当时官位已经很高了，不少公卿多次来想请求娶他的女儿为媳，李祐都一一拒绝了。有一天，李祐大会宴请幕僚，声称要为女儿择婿。大家以为选中了哪家名门贵族，待到开宴时还不见动静。酒至半酣，李祐领出一个坐在末座的将领，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成婚，我冒昧地把爱女托付于你。”当即举行了婚礼。此后有人问李祐为何要这样做，李祐说：“常见那些有地位的人喜欢和名门贵族联姻，他们的子弟长期习染于荒淫奢侈，大都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凭自己的韬略才干才得到今日的爵位，自己选择合适的女婿，何必要仰仗高门以博取虚名呢？”听到此话的人，都认为李祐见识卓越。

司马温公说：“娶媳妇一定要找个家境不如我家的，嫁女儿要选择一个家境比我好的，选择娶来的媳妇知道节俭；嫁出去的女儿懂得畏惧谨慎。”温公一席话一时传为名言。现观看韦、李二公为女择婿，才知温公的名言还显得有些不足之处。

智囊

中国自古以来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但是裴宽地位地下，相貌丑陋，韦刺史还是决定选他为婿；李祐不仰仗高门以博取虚名，择一个小将做婿。这是因为他们敢于向封建意识相对抗。他们清楚地知道，高贵的门第易出纨绔子弟，相反，地位低下或者身处逆境的人，才能激发向上努力的决心。司马光曾说过：“娶媳妇一定要娶家境不如我的。媳妇家境不如我，娶过来就知道勤俭朴素；女儿家境不如人家，嫁过去就知道畏惧谨慎。”这也是对门当户对习俗的挑战。

这两个故事还说明韦诜和李祐善于识人，不已外表取人，而以人品耿直和内心善良定人。刺史择女婿应该这样，领导选择下属也应该这样。现实生活中，领导要学会识别人才，把人品放在第一位。

王旦爱婿虑长远

北宋宰相王旦的女婿韩亿，按照惯例应当派往非常边远的地方去赴任。王旦便私下对女儿说：“这只不过是小事一件，不要为此忧虑。”一天，王旦又对女儿说道：“韩郎已任洋州知府了。”女儿大吃一惊。王旦安慰女儿道：“你往后回到我这儿来，总是有地方住的。如果我向皇上请求照顾，让他们上奏皇上说韩郎是我的女婿，不要把韩郎派往边远的地方去，别人就会指责韩郎是靠岳父的力量才免去远任的，那样就影响了他的大好前程啊！”韩亿知道后，感激地说：“岳父大人对我真是厚爱啊。”后来，韩亿终于踏上了中书省、枢密院二府的职位。

古人都自爱爱人，不争眼前之利，大都是像王旦这样的。

智囊

关怀、爱护小辈，做长辈的应该有远大的目光，应该有长远的观点，应该看到他们的远大前程。所以，要从各个方面严格要求小辈，要把他们放到逆境中去接受磨练，而不能目光短浅，过分娇纵和溺爱。如果这样做的话，只会害了小辈的前程，使他们一心只贪眼前的安逸和享乐，进而丧失了远大的志向，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宦人家则更应该严格做到这一点，切记“细节决定成败”，一切要从小事做起。

现实生活中，一些不法分子当初之所以迈出了第一步，大都是由于长辈的娇纵和溺爱，使他们目中无人，大胆包天，藐视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为所欲为的结果。因此，我们现代人尤其是一些家长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要向丞相王旦学习，从长考虑，支持子女到边远地区和基层学习和任职，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和成材，这才是真正的关怀和爱护子女。

东海钱翁

东海地方有个姓钱的老翁，从小户人家发财致富，打算在城里选一个居所。有人对他说：“某处有一所房子，有人已出价七百金，就要出售了，您赶快去看看吧！”钱翁看了房子后，竟用一千金将房子买了下来。子弟们都说：“这间房子已达成七百金的定价，你却突然再加三百金，他们不是获利更多了吗？”钱翁笑着答道：“这其中的道理你们就不明白了。我们是小老百姓，房主得罪了众人把房子卖给了我，若不多花点钱，他拿什么话去堵住众人嘴巴？况且那些想得而又没得到的人势必发生没完没了的争端。现在我用一千金买下出价七百金的房子，房主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它人对这座房子也感到无利可图。无论他们哭也好，笑也好，反正这处房子从此就是我钱氏的世代家业，我再也没啥忧患了。”

不久，其它房子多因售价太低而争要补贴，有的卖主又转手赎回，往往造成诉讼，打起了官司，唯独钱翁的房子住得安安稳稳的。

智囊

钱翁高价买房，不仅他的子弟想不通，很多人也想不通，但这正是钱翁的高明之处。因为社会是繁杂的，很多事情往往会超出他本身的范围，所以我们衡量一件事情，不能简单地以金钱作为标量。钱翁花钱买了平安，牺牲一时的小利，获得了长久的平安，是他的高明之处。

聚宝盆

巴东县下岩院的住持僧人在外面得到了一个青磁碗，带回寺中。他折了一枝花插在碗中，第二天碗中便开满鲜花。他又在碗中放点米，过了一夜，米也满满一碗；再改放金、银都无不一样。自此以后，寺院越来越富盈。

后来，主持僧人一天天也变老了。一天，他渡船到对岸去查看寺里的田地，突然从怀中取出青磁碗扔入河中。弟子们都惊呆了。主持老僧人说：“我死后，如果留着这只碗，你们会愿意淡泊谨慎地过日子吗？把碗丢弃，是不想让你们增加罪过啊！”

沈万三家中有个聚宝盆，和那个宝碗的情况类似。明太祖朱元璋命人取来一试，却不灵验了，就又还给了沈万三。后来修筑京城时，又把那个聚宝盆要来埋在南门下，图个吉利，南门也因此得名“聚宝门”。

智囊

下岩院这个主持是明智囊的，聚宝盆虽好，但它让人产生贪欲，腐蚀人的灵魂，毒害人的思想，所以古人就提出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这样的故事：有一只野猪对着树干磨它的獠牙，一只狐狸看到了，问它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享乐，而且现在还没有看到猎人！野猪回答说：“等到猎人和猎狗出现的时候再磨牙就来不及了！”

这只野猪就是因为有危机意识。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在顺利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潜伏着危机，在成功的时候，要警惕困难和挫折，在做计划的时候，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只有时刻保持着“危机意识”，你才能从容面对出现的任何困难和危机，才能时刻有着清醒的头脑。

公孙仪拒收赠鱼

战国时，公孙仪任鲁穆公手下的丞相。他特别喜欢吃鱼，许多人都争着买鱼送给他，但都被公孙仪一一回绝。公孙仪的弟弟对此很不理解。问：“你素来喜吃鱼，为何别人好心送来，你却不收呢？”

公孙仪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吃几条鱼固然微不足道，但倘若我经常收别人的礼品，那就要落个受贿的坏名声，到头来连丞相的官位也会丢掉。到那时，虽然再爱吃鱼，恐怕也吃不成了。现在我不收别人的鱼，倒还可以安稳地做丞相，多吃几年我爱吃的鱼。”

智囊

公孙仪身为国相，连别人送的甲鱼都坚决不肯接受，问其原因，他风趣地讲了常人能够理解的原因，他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犯小错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比起那些寻找一些机会接受礼物的为官者，公孙仪实在是廉洁得很。

礼品有轻重之分，贿赂有雅俗之别。在贿赂的过程中，送钱给物给人的印象总免不了一个俗字，而用“雅士”喜欢的物品作贿赂物，则具有“雅趣”，会给受贿者以意外惊喜。因此，“雅贿”者，乃投其所好择“嗜”而贿也。

这些嗜好者，不是一般人，而是那些掌握一定职权的“雅士”。正如清代思想家赵翼所说：“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是可知，贿随权集……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这是他从明代查抄权贵家产的事件中得出的独具慧眼的结论。

贿随权集，的确是，只要是权力所在，贿赂似乎就无孔不入，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反贪倡廉就是吏治的一大重点了。还有一句名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人看见利益、钱财，胆子就无限扩张，所以当官的许多冒着革职杀头的危险，明知故犯。

阿豺折箭喻众子

吐谷浑的国君阿豺有二十个儿子，当他病危弥留之际，他召来舅舅慕利延和儿子们，他对舅舅说：“请您去取一支箭来，把它折断。”慕利延便按照他的意思把箭折断了。阿豺又说：“请您再去取十九支箭来，把它们折断。”慕利延却不能折断。阿豺语重心长地对舅舅及孩子们说：“你们看到了吧？一支箭容易折断，而十几支箭捆在一起就折不断。只要你等众人同心协力，我们的国家才能巩固。”

周武王大封同姓为诸侯王，枝叶繁密茂盛，相互依存几百年而衰亡。六朝时的人互相猜忌，尔虞我诈，结果很快地就相继亡了。谁料到北方少数民族中，竞有如此精明的人。

智囊

团结就是力量。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团结一心，世间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奇迹都可创造。上下团结一心，心弱胜强的事例，在中外战史上为数不少，远的如东晋与前奏的淝水之战，近的如中国的抗日战争皆是。吐谷浑国君阿豺折箭喻团结，生动而深刻地教育了子女，的确令人佩服，他可以称得上是少数民族中的一位精明的睿智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