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一）
左宗棠生于科举取士的年代，为了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必然会攻读诗书。可是，命运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他竟然三试而不第。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左宗棠并未因此而对前途失去信心，他开始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买山而居，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金子，终究会发光，人才，终究会被发现，左宗棠出山的机会来了，在他四十岁那年，他终于出山了。这，只是他事业上的开端，从此以后，他渐渐进入仕途，一路走来，蜿蜒崎岖，坎坷波折……
屡试不第隐山林
在封建社会，要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科举考试。左宗棠因其年少展露才华而被众人看好，全家上下都对他充满期望。也许是老天爷故意跟他开了个玩笑，连考三次，他都没有及第。科考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转而着迷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是，他买了七十亩田地，开始归隐山林，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了……
童试夺冠显智慧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又叫童子试），名列第一，旗开得胜。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为此，知府张锡谦特别召见了他，以示鼓励。此刻的左宗棠，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院试按例是由皇上亲自派遣学政（俗名学台）到省去主持考试（这是以县为单位的考试，及格才算是正式秀才）。然而，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冲击院试的时候，却从新化意外地传来母亲余氏亡故的消息！母亲这一死，不但从情感上给了左宗棠一个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照清朝例律，丁忧期间，除非有皇上手谕，否则任何人不得参加公共事务和政界活动，必须守制三年。这就是说，左宗棠要想再在考场一搏，须等三年之后了。谁知造化弄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母丧之后，父亲左观澜伤心过度没过多久便也一病不起，追随老妻去了。如此一来，左宗棠赴考的日子就推到了六年以后，而且，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这个时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出它的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现实，对匡正时弊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倡导的学风，他们是鉴于晚明理学盛行，高谈义理，却最终亡国的惨痛教训而提出来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则说：“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汉学盛行，经世致用的精神便如昙花一现，隐而不彰了。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也曾一心期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科举考试失意之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的功夫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十六岁之后是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16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左宗棠有一次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一百三十卷是记述我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左宗棠喜欢书中所描述的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故用心玩味探索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一百二十卷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还有齐召南所作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是专门记载中国河流的书籍这几部论述历史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前代政治、军事、财经、水利的名著内容既丰富又实际绝非空洞无物的八股时文所能比拟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祖禹与顾炎武寝馈史地之学多年之后以历史与地理相互印证而写成的兵要地理与政治地理之书极富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于是左宗棠便专心致志地攻读起来左宗棠读书非常认真凡他认为可以施行的都一一抄录下来另行编存有的还加以评论
他曾评论《读史方舆纪要》说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存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沉迷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幸遇良师和益友
道光十年（1830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于2月11日病故，享年53岁，于5月份葬于长沙城北十五里的史家坡。余夫人的灵柩先前浅葬在湘阴左家塅祖坟旁边，在左观澜死后将余夫人的灵柩与左观澜合葬。
左观澜教书半生，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此时长兄宗棫于道光三年（1823年）已病逝，次兄宗植为生活奔波，只好与宗棠分别，到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很少与宗棠聚首，所以左宗棠有“三年客邵陵，相见时亦稀”的诗句，抒发对二哥的怀念之情。
“早岁孤贫”的生活不但没有把左宗棠压倒，反而磨炼了他倔犟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他利用丁忧期间加倍读“有用之书”。
此年11月，贺长龄丁母忧回家。左宗棠认为此人“学术纯正，心地光明”，是“嘉、道两朝名臣”。
贺长龄，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又典试广西，提举山西学政。道光（1821～1850）年间，历任南昌知府，山东、广西、江苏、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擢贵州巡抚，再升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
为官40年，勤于职守，有惠政。山东所属多水患，长龄导民开沟洫，兴水利，收获倍增。在贵州，主张查禁私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整饬吏治，练营伍，储粮备荒，恤孤抚幼，劝课桑棉，教以纺织，创建书院义塾，士民称赞。
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名臣的敬慕，左宗棠拜访了贺长龄。
贺与左交谈，深为左宗棠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
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爱读书又苦于没钱买书的青年人，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左宗棠每阅读一本书，都向贺长龄报告心得，互相考订。
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院址在今长沙南区书院坪）读书长沙城南书院历史悠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字光甫号庶龙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生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曾任编修、湖北学政、浙江台州知府等职著有《寒香馆诗文钞》《诗文钞》中有《请惩吸食鸦片之官吏并查禁海口囤贩疏》支持林则徐禁烟他和哥哥贺长龄虽治理学但却一向主张“读书所以经世”在湖南颇有声望道光十年（1830年）底与哥哥一起丁忧回籍主持城南书院“其教诸生诱之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即八股文）、怙括”他的教学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他曾批评当时读书人的治学说“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huī）败于词章训话襞（bì）积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
”这些都给左宗棠以深刻的影响而贺熙龄在众多的生徒中对左宗棠也倍加青睐他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他还为左宗棠“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特作诗以示赞誉和鼓励
六朝花月豪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他一再鼓励左宗棠读汉宋先儒的书，要他在“致敬”上用功夫。所以左宗棠在早年曾有一时期很是埋头研究程朱理学，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书，力行“寡言”和“养静”二点。后来他在醴陵渌江书院，根据朱子《小学》定学规；在兰州，刊布吴荣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可庵，别署拜经老人、白云山人，广东南海人。）的《吾学录》，劝人民学礼；在福州重刻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鼓励士子参加校勘，可说都是受了这位山长的影响。在这位山长的训导下，左宗棠学识愈益精进，思想上也更加成熟。贺氏兄弟又在官场和士绅中间时加揄扬，所以左宗棠很快就成为湖南有名的才士。足见贺氏兄弟不仅是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还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最初伯乐。而贺长龄在做云贵总督时，还曾邀左宗棠入他的幕府。
纳为监生备乡试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丁忧期满服阕，决定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就是举人考试。
乡试又叫分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因为会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春闱”、“礼闱”。应试者是各省的举人，地点在北京国子监，主持人不叫主考，而称总裁，必须由官位一品、年高德劭的翰林担任。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即“会元”。
会试发榜10天后，将在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试卷由读卷大臣看过后评定甲、乙等级，选择最好的前十名卷子进呈给皇上亲阅，听候圣裁名次。殿试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还要经过一次朝考才能普遍授予官职。
不能参加殿试的人，可以“告殿”，即保留考试资格，但必须等三年以后的下科殿试才能补考，而且补考成绩再好，也不能列入前三名。
左宗棠因为在丁忧以前还未曾参加院试，未取得秀才资格，而道光十二年适逢三年乡试之期，如果要等中了秀才之后再来考举人，势必又要再等三年。好在那时有所谓“捐监”的规定，即未曾中过秀才而希望参加乡试，可以出钱捐一个监生，一样可以参加考试。这年，左宗棠已21岁，急切需要谋个职业来维持生活。为了争取时间，左宗棠想尽办法，东拼西凑，筹集到108两银子，捐了一个监生资历，总算参加了约有5
考试按规定分为三场：第一场在天明时发卷，是根据《四书》命题的四个试题：“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中立不倚”，“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赋得学者心之白日”。三个用散文、一个用韵文作答。夜晚来人收卷，考生方可离开考场，次日休息一天。
第二场考试是根据《五经》命题的五个试题，考试时间两天。
第三场的五个试题不在《四书》、《五经》之列，涉及历史掌故、政府法制、国家典章等内容，其中一个用韵文写答。时间为三天。考官在25天内阅完试卷，从中选拔出48名及格者，录为举人。
考试结束后，左氏兄弟松了一口气。但是左宗棠却并不知道，他的试卷在几位考官手中辗转反复，几经周折，才终于得见天日。
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这一年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陕西泾阳人、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助考官胡鉴。按例先由助考官阅卷，以定取舍，被助考官剔除或淘汰的试卷，叫做遗卷。通常主考官对遗卷不再重阅。但这年恰逢宣宗（道光帝）50岁，因此特给主考诏令：为纪念万寿恩科，今年未被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审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左宗棠的试卷并未被助考官录取，他的老师贺熙龄曾索阅其卷，批道：“文虽佳，情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幸有“万寿恩科”之诏，碰巧助考官胡鉴又病逝，主考官徐法绩亲自搜阅遗卷，在近5
当时主考官认为左宗棠的卷子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那位同考官坚决不肯他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我”经过好久的劝说他才勉强荐了监考官以下许多人怀疑这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温卷”表示不同意徐法绩告诉他们“搜遗”是皇上的谕旨同时他将左宗棠的第二场经文试卷让大家传阅各监考官这才信服主考官是有眼光的再无异议徐法绩特别欣赏的是一篇礼经文它的题目是《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认为算得上是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后来曾被呈献给皇上览阅这份经文试卷糊名打开时巡抚吴荣光亦在座见其作者是左宗棠立刻起身向徐法绩作揖道贺庆得人才因为吴荣光在湘水经堂教过经学左宗棠是他七次考了第一名的得意门生今幸遗卷中举自己亦颇感欣慰事隔37年后当左宗棠在西北路过泾阳之时徐法绩早已墓有宿草左宗棠为追怀恩师的青眼之感特命把墓道修葺一新立碑纪念
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参加乡试后，左宗棠与周诒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馨。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再度应试遭淘汰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左宗棠来到北京参加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了。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作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
左宗棠这次赴京赶考，虽然名落孙山，却有幸结识了同乡士子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字贶（kuàng）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左宗棠与胡林翼既是同乡又是同年所生，而且二人的父亲还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不仅如此，左宗棠与胡林翼二人还先后受教于贺熙龄，算是同出一个师门，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胡林翼也喜欢探究山川地理、关隘要塞与兵政枢机。因此，两人在北京第一次会面时，即一见如故，相得甚欢，常常彻夜畅谈古今大政，论各朝各代的得失、原始要终，并引为知己。胡林翼曾在1831年亲自参加益阳赈灾，对富者为富不仁、从政者贪污腐败的社会现实印象深刻，对小民流离失所、贫弱无助的景象痛心疾首，因此，他的目光常放在内政上；而左宗棠则比较熟悉边疆舆地，对于列强环视中国更加关心。他们畅言无忌，兴奋时，常常纵言阔步，豪情万丈。从此以后，两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道光十四年（1834年），左宗棠借用周夫人家的一间小屋，另立门户，与妻妹夫张声玠（jiè）仅隔一院。由于二人同试礼部，又一同落第归来，因此常常一起切磋学问，评论文字，相处十分融洽。
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被初步选取为第十五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的官职。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
这一时期，左宗棠开始致力于舆地之学，并计划先作皇舆图（清代统一的地图），这个庞大的计划不仅需要构思周密，而且工程浩繁。为此，他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得到了妻子周诒端的大力协助。每作一图，则让周夫人帮助影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受邀请入主书院
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
渌水湘江的一条支流蜿蜒百里形似玉带醴陵县城就像一颗明亮的珍珠镶嵌在这条玉带上渌江书院是醴陵县一座小有名气的学馆算起办学历史来已有近百年了但是学馆停停办办冷冷热热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来几个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管理学生的先生就在左宗棠之前有一位饱读诗书却两轮乡试落榜的老生员主持渌江书院不得要领调皮的富家子弟把书馆当成逍遥玩耍场所想来就在课堂上坐半天心不在焉摇头晃脑没来的这天就结伙在外寻衅闹事不想来就几天不见人影而一门心思想读书的人也只好陪着耗时间老先生今天点一句明天点一节之乎者也难有收效醴陵是鱼米之乡富足之地各式各样的瓷品如碗、杯、碟、瓶运销各省及海外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烟花爆竹生产于醴陵城乡的家家户户因此有钱的人多当官的也不少这些人望子成龙心切对培育子弟的唯一基地——渌江书院的教学现状日渐不满
不知是哪位为头串联当地的有识之士联名修书一封直接呈送至巡抚衙门恳请湖南巡抚吴荣光大人为他们物色高师主持渌江书院的教学就这样左宗棠被吴荣光请了来
书院“生童住斋者近60人，礼数均极周到”，但收入却很微薄，“几元以给朝夕”。40年后（光绪二年），左宗棠回忆这段教书生活时写道：“每遇岁阑（lán）解馆，出纸裹中物，还盐米小债。”书院的生活虽很清苦，但他仍认真执教。
初来乍到，面对一个个顽劣弟子，面对学生怀疑而又期盼的目光，左宗棠决心从学规抓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整顿学风学纪。他套用了朱熹所著《小学》之中的八条规定作为渌江书院的学规。不管其出身如何，家庭背景怎样，一入书院，在学规面前人人平等。有位正七品武官李托总的儿子顽劣成性，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总是撩拨同学迟到、早退，他出入学堂如入无人之境，还经常影响他人研习功课。左宗棠见此情景，决心已下，抓住这位李公子一次迟到，罚他在讲堂门口站了半天。这半天，课堂内在座的学生大气不敢出，课堂外站着的不敢挪半步，左宗棠侃侃而谈，安静地上完了这堂课。第二天，惧于左先生的李公子没有来。第三天，这位李公子在家人的带领下来到学馆，左宗棠搬出宣布不久的学规，以“不假未到”为由，直截了当地开除了这名学生。
左宗棠这一手，可谓杀鸡给猴看，狠狠地压住了以前管理疏松造成的顽劣之风。接着，左宗棠又发给每位前来就读的学生一个笔记本，要求他们每天把所学功课及心得都记在本子上。日落时分，书院大门落锁，左宗棠对学生的功课一一进行检查，未完成或完成不好的，不准出门回家。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他还要将学生半个月的日记仔细考核，并对所授课业详加解说，给学生以引导、勉励和督促。如果发现有个别学生旷废课业或虚辞掩饰、不照学规办事，两次以上就要受到处罚。这样，不到几个月，学生都渐渐能够一心向学，不以为苦。他的这种从严要求、注意诱导的教学方法，不久就在当地广为传颂。
机缘巧合遇伯乐
正当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孜孜教学、自得其乐之际，醴陵县令却正为一件“大事”伤脑筋，原来，两江总督陶澍要来醴陵了。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少年得志，功名顺遂，25岁便中进士，以后历任地方要职。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曾连任十几年两江总督。任职期内，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人协助之下，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等，取得政绩，颇负时誉。他还多次微服私访民间，秉公处理案件，在湖南老家，士人对陶澍极为崇拜。有关他的传说很多，左宗棠与陶澍虽未见过面，却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故事。“湘潭人寻布”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湘潭有一位农民挑了一担柴要进城去卖，离家之前，他老婆把织好的一匹白布放在他的柴担上，嘱咐他，进城去把这匹白布卖了，再买点棉花回来，然后再纺成纱织成布去卖，这样可以多赚几个钱。农民答应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农民挑着柴刚走进湘潭城，就被一个财主的老婆叫住，买下了他的柴。
这么快就把柴卖掉农民很高兴，他收过柴钱，放下柴担就往回走。走了约莫里把路远，农民猛然想起那匹白布遗忘在财主家了，急忙转头去找。找到买柴的财主家，财主老婆不但不承认收了一匹布，还说农民诬赖撒泼，要扭他去见官，农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
农民低着头，憋着气，一边走路一边后悔，他不知道回家怎么跟老婆说这件事，起早摸黑几个月的心血，让自己一不小心就给弄丢了。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撞在一个人身上，那人责备道：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为何朝我身上撞呢？”
农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气度不凡的男人，身后还跟着一个听差模样的年轻后生。农民连忙赔不是。
那男人仍然不肯罢休，进一步追问农民：“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烦恼事，说与我听听。”
农民心想，“唉，算了吧，人家是有钱人，我说财主昧了我的布，谁会相信呢？”便叹了口气说：“不说了，不说了，我认倒霉算了。”
偏偏那男人缠着不放，逼问道：“你到底有什么事？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农民见他纠缠不休，只好一五一十将卖柴丢布的事说了出来。那个被撞的人说：“就这么一点事哟，你放心，我帮你把布找回来就是了。”说过之后，硬拉着卖柴的农民走进了路边的一个酒家。
这位被撞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他将农民带到酒楼之上，问明那财主家的住址后，便将他安置在隔壁房中休息，又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把那财主请来。
财主见到名帖，连滚带爬赶至酒楼。陶澍把他请进房中，品茶、闲谈，并要过财主随手带来的一把折扇，反复把玩，说：“你这把扇子做工十分精巧，图案雅致，我想找人仿制一把，不知可借我一用否？”
财主忙说：“大人喜欢，小人情愿相送，怎可言借。”
陶澍笑着说：“扇子只借一个时辰，定要相还。”说完将折扇交与下人，下人拿了出去，好一会还没回来。此时的财主因为不知道这陶大人到底要做什么，心里暗自着急，走也不敢走，但他也不好问，只能坐着干等。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下人回来了，将扇子交与陶澍，说：“事情办妥了。”
陶澍将折扇交还财主说：“让你久等了，你回家去吧。”
财主回到家里，却见全家人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见财主平安回家，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财主婆问道：“还好吧？太爷没有为难你吧？”
财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老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也弄不明白呀！”
财主婆说：“不是你以扇子为凭证，派人回来取那匹白布赎罪吗？”
“什么白布？”财主不解地问。
“就是那个卖柴的农民不小心丢在我家的那匹白布呀。”财主婆提醒财主。
财主这才如梦方醒，责怪其婆娘：“你贪财差点害得我吃官司，亏得陶大人给我面子，以后切不可做这种昧良心的事了。”
下人把白布取回后，陶澍便叫来那个农民，让他当场验看。农民接过布来一看，正是自己老婆织的那匹布，连忙叩头感谢，将布背到市场卖了。
这一次，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顺便请假回乡扫墓。从江西到湖南安化，途中必须经过醴陵。对于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招待，以示欢迎。为了准备下榻的馆舍，县太爷煞费苦心，挑选了一处新建的四合院。总督下榻的四合院坐落在渌江河畔，面对江中小岛状元洲，风景宜人，环境优雅。由于是新建房舍，四壁皆空，日用家什倒是容易准备，县令想到陶澍是读书人出身，不可无楹联字画。为此，县令召来本县文人骚客，为陶大人即将下榻之处撰联作画。左宗棠作为醴陵小有名气的年轻教习，自然也在县太爷的邀请之列。
开道的锣声、叱喝声响过，两江总督陶澍的轿子抬进了醴陵县城。在县令的陪同之下，他走进了粉饰辉煌的下榻馆舍。只见大门、侧门、厅堂、厢房内外，处处挂有新写的对联，悬着新裱的字画。精于此道的陶澍停下脚步，一一欣赏起来。连看几处，无外乎“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家学优长，天姿卓绝；文章尔雅，履蹈清真”之类，提不起多少兴趣。突然，陶大人眼睛一闪，紧走几步，身子停在正厅的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笔力浑然的对联映入眼帘：
春殿语从容，二十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乾清宫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匾。这件事，陶澍认为是旷代之荣。
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激赏之”，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醴陵城内，一队队公差衙役在巡视，他们保护的重点，就是渌水河畔的两江总督陶大人的临时下榻之处。这府第内灯火通明，坐在厅堂中的一老一少，正在促膝长谈。老者就是陶澍，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少者，即左宗棠，年方26岁。陶大人注视着眼前的年轻后生，双目炯炯有神，生机勃勃，身材不算十分高大，但体魄健壮，举止得体，礼仪有度。左宗棠所论经邦济世的学问，绝非那些寻章摘句、唯务雕虫之辈可以比拟。陶澍非常欣赏左宗棠，而对陶澍早已仰慕的左宗棠，平日一腔立志报效国家的想法无处也无人倾诉，今日得此机会，便半是请教、半是显示地倒了出来。从盐政谈到海运，从学问谈到国事，这一老一少，一直谈到东方天空泛白，雄鸡报晓。
次日，陶澍周游醴陵，察视民情，又约左宗棠同行，边游边谈，极为融洽。就因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忘年交，陶澍还将回乡日期推迟了一天。陶澍认定：这个年轻人日后的前程定会超过自己，这是一匹千里马，自己要做他的伯乐！
第三章（二）
三试落第受托孤
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左宗棠第三次上京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归途中，受陶澍再三邀请绕道去江宁（今南京）拜望了陶公。这时的陶澍已重病在身，见左宗棠来访，十分高兴，留他在节署之中住了10多天。一天晚上，自感不久于人世的陶澍撤退下人，与左宗棠单独谈心。说及各自的家小后人时，陶还为其子陶桄（音ɡuànɡ，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瑜。这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心想，无论是从名位、门第来看，还是从年龄、辈分来讲，自己与陶公实在相差太远，于是起身长揖，口称：“实在不敢高攀。”陶澍说：“若说年龄，我俩的年龄相差甚远，但儿女均为5岁，十分相当。若说地位，30年后，你的地位必在我之上。我宦游大半生，还没见过超越你的人，请莫再推托。”
左宗棠欲言，陶澍咳嗽不已，左宗棠轻轻用手拍着陶澍的后肩，将枕头垫在陶公的腰后，扶陶公半卧着继续交谈。陶澍说：“我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我死后，桄儿便如同你的亲生儿子，若能育之成材，不辱陶氏家风，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不单桄儿托付给你，因内子不敏，我的家事也全托付给你了。”
谈到此处，陶澍握着左宗棠的手，老眼中盈着晶晶的泪。
左宗棠大为感动，一来是感激陶公的知遇之恩，二来是激起了自己经世济民的雄心壮志，他似乎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左宗棠说：“中堂请放心，既然如此，我就依允了小女这门高攀而来的婚事。左宗棠今生当为教公子成才而竭尽心力。我已会试三次，看透了考场弊端，从此以后，再不赴京会试，将读书课儿，躬耕农庄，以湘上农人终也。”
就这样，堂堂两江总督与会试落第举人结为儿女亲家。这种联姻，不独在当时罕见，就是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也可谓寥寥无几。
左宗棠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抄录了十数册的《畿（jī）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或谈国故，指列时事”。“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这对他而言不能不有所刺激。因此，在他发迹后，对清廷中一些具有高学位的官吏，极尽傲慢轻蔑之能事。自己选用人才，也往往多看才能而不重视学位。我国封建社会那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在是压抑和摧残人才。但在当时那种社会风气下，学位往往被看成威望和荣耀的资本。以左宗棠的才能和个性，不能在会试中获取高位，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科场角逐的失败，进而把他逼到了另一条道路上。
科场失意学诸葛
科场的不得意，让左宗棠的兴趣全然转移到了经世致用之学上。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在自己的家里种桑千株，令家人养蚕治丝。同时，他继续从事舆地学研究，并密切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形势的发展，考察其侵华的历史渊源。左宗棠的所作所为，与当时沉醉于风花雪月或专习词章举业的士人学子简直是格格不入，但却得到了老师贺熙龄的赞誉。
同年，陶澍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5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给陶桄教书的义务。在陶家教书的八年中，左宗棠饱览了经书典籍。对此，陶澍之婿胡林翼曾作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在这八年期间，左宗棠对陶桄像亲生儿子一样相待，将自己的学识逐步地教给他，另外，他也广泛涉猎了陶澍丰富的家藏书卷，再次精心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者是魏源。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魏源曾经做过陶澍的顾问。在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魏源的思想代表了他那一时代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的兴起，深切感到在官僚腐败的剥蚀下，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削弱，清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康熙、乾隆时期的雄伟气魄，中央政府的白银储备也日趋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
魏源的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很大，并且，当时湖南的新风气最盛，这在无形之中也影响了左宗棠。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是贺长龄，他与陶澍同为当时最著名的省级官员，试图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30年代，在清朝暮气沉沉的行政官僚制度上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在湖南，经世致用学说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经世致用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文人们不能再整天钻在纸堆里，把精力耗费在对国家毫无用途的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学是为了用，学识应用于行政，研究前人的知识是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在小淹的八年和后来在柳庄居住的几年，是左宗棠人生中最为平静、安宁的十几年。他潜心读书，似乎十分安心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写下这样的诗句：
柳庄二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左宗棠和朋友们饮酒赋诗，煮茗论文，纵谈古今。他们以当今奇士自居，以三国时的诸葛亮自比。左宗棠自称今亮，胡林翼自称老亮，郭嵩焘自称小亮，被并称为湖南“三亮”。但是，田园式生活自娱自乐貌似逍遥的表面，掩藏不住他那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对日益逼近祖国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这从左宗棠当时写的两首诗中就可窥见一斑：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tuó）驼万里输官稻，沙碛（qì）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以几年节余款项购得湘阴南乡柳家冲的田地七十亩。第二年秋后，他便将一家妻小从湘潭迁往柳家冲。他在柳家冲七十亩薄田附近置了一份房产，用土砖垒了一圈围墙，建了一个简陋而又不失气派的大门。大门上端搭了一个草棚，草棚之下横悬一方匾额。匾额之上，是左宗棠亲手所书两个大字——柳庄。走进围墙门，是一块土坪，栽有几棵橘树和桃树。走进堂屋，便可见一条幅高悬于壁，条幅上写着“湘上农人”四字，简朴的家什透着一种整洁与随意。整栋房屋的后面，是为了抬高灌溉水位而砌的一条水渠，水渠沿围墙而走，穿墙向外流去，形成“流筋曲水”之风格。左宗棠对柳庄的经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两年后，他写信给贺熙龄说：
宗棠以平素乡居之人，所移之处距老家不过十有余里，又举其田与同祖兄耕作，蠲（juān）其庄钱，冀少资其照护，视全无因倚者难易固殊矣。然数月来，悉心区画，事事筹备，已觉劳苦之甚。目下虽俱有头绪，然疾病求医一着，尚未有以处也。
七十亩农田，都按古农法耕种，主要栽种稻谷，每年清明前后播种，重阳时节收割。左宗棠是位思想活跃的文人，在农事上也不愿“全法古人”。他利用每年几次往返安化与湘阴的机会，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好的种子、好的耕作方法带回柳庄，督工耕作，亩产量均高于一般农户。他还利用空坪隙地栽种了一些茶树、桑树和竹子，以尽地利，以丰收入。湘阴产茶，就是左宗棠首创。
1846年，他高兴地写信给贺熙龄说：
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
柳庄务农，带给左宗棠的是“别有一番乐意”。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一部农学著作，自拟书名为《朴存阁农书》。他在广览诗书的同时深深地感到，自己阅读过的书虽有成千上万册，但赏心悦目的不过数种，而其中“实学绝少”，从古至今，传世的农书更是少见。泱泱中华，千年以来以农为本，务农是人生第一要义，为何不趁自己精力能及，为种田人写一本书呢？
这一想法持续了好几年。
这一想法准备了好几年。
左宗棠处处留心，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书写着。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的可靠性，他不仅询问了几十位种田能手，还亲自下田扶犁掌耙，插田抛秧。《朴存阁农书》将农事分门别类写了10多篇，对于乡居所必需的常识，诸如栽种、收割、畜牧乃至筑墙、挖沟等等，一一做了叙述。难怪有人一直说：“左宗棠务农，不仅为养家糊口，实在是有志而又有兴趣地对农学作一番研究呢。”
数十年后，在西北戈壁，行军打仗过程中的左宗棠仍随时不忘教士兵种树，劝人民耕种，也许这就是源于他当年的那段务农经历。
身卑未敢忘忧国
19世纪初期以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日益衰落。政治日趋腐败，整个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到处充满“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一路寻欢作乐，劳民伤财。地方官收缴田赋时，在法定的数额之外，还要加收“火耗”（官府将征收的散碎银子重新入火加工铸造，炼成银锭，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称为“火耗”），以充填其私囊。道光年间，这种“火耗”一般都在1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0%～50%。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贪污成风。
清朝国家政权的基本军事支柱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和全国各省区的驻防。清朝的军队也逐渐腐化。崇尚武功、强悍勇猛的八旗兵，入关之后，承平日久，武事荒废，疏于操练，终日饮酒作乐，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日显落后。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渐衰微没落的时候，欧美的资本主义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英国的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中叶首先取得政权，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世纪之后，以蒸汽机为先导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了，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机器大工业阶段的飞跃。在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从1770年到1840年这70年间，棉纺织业的棉花用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轮船和蒸汽机车被普遍使用，并带动了煤矿、钢铁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进入19世纪后，法国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机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1815年至1840年，法国的棉织产量增长了3倍，成为实力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在18世纪80年代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附属地位，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超过欧洲各国。1850年的美国铁路线长达15000千米，居世界第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本国的原料和商品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需要了。开拓新的殖民地，寻求新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成为各资本主义强国的目标。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和撞击，把古老的中华民族推到了一个剧烈动荡和社会巨变的时代，迫切需要应时的人才出现。可是像左宗棠这样才学超群的人物，竟在偏僻的山乡整整埋没了20多年，这足以说明封建制度的腐败之深，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不幸。直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前，古老封闭的中华民族仍然吸收不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传统文化沉积的糟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是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毕竟哺育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民族，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会涌现出一批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人物。他们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又为推动历史的进程而拼搏。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张帆远航，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蠢蠢欲动，频频叩击着中国的大门，急于开辟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沙皇俄国则利用毗邻我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从陆路对我国进行渗透侵略。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16世纪80年代，俄国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将领土从欧洲扩张到亚洲。在这以后，沙俄又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皇俄国这一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西北边疆虎视眈眈，磨尖了利爪，时刻准备从我国攫取大片土地。
左宗棠虽然蛰居乡里，和老农为邻，与桑植稻菽（shū）为伍，但他时时关注着国事，朋友相聚，也总是纵谈国家兴衰、天下大势。
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国家发生的一桩连一桩令人忧心如焚的大事，使左宗棠如一泓池水一样的田园生活连表面的平静也维持不下去了。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为了给鸦片贸易打开通往中国的通道，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力图用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6月，由48艘舰船和4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为陶澍所赏拔。1837年至1838年任湖广总督，因严禁鸦片成效卓著，继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成功地保卫了广州。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组织人翻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以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传来，国人大振，左宗棠也不禁欢心雀跃。当时的左宗棠正在陶家教书，虽然他人没在战场上，但他的心却被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通过老师贺长龄把自己写的《勤师篇》寄给了林则徐，为林则徐的禁烟思想和抗英斗争的胜利而高兴和颂扬。
还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英国挑起战争，英军进犯浙江、攻入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nǜ）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他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
无形中的巧合，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也因此他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这样的心态使得清朝统治者做出昏聩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
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让左宗棠感到万分的愤慨。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事态的发展与左宗棠的愿望大相径庭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还因是清朝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还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歧途。
祖国的东南半壁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方列强的铁拳之下。朝廷懦弱，任人欺凌。消息传来，左宗棠赋诗感时，忧愤难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被泯灭不了的“匹夫”责任感苦苦地冲击着。欲投国，恨无门。左宗棠于无奈之中苦叹：“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呀！”
左宗棠对这一严酷现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
惺惺相惜遇知音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事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敬仰。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因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宗棠去他的幕府。左宗棠因事未能前往，但稍后给胡林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对林则徐极为敬慕的心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众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gǎo），未著客籍之一士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因年老体病，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回老家福州看病，途经长沙。在这之前，林则徐曾被遣戍到伊犁，在新疆办理开垦，受任陕西巡抚，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
林则徐久闻左宗棠奇才之名，路过长沙时，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的一艘船中相见了。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
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之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面，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面中，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临别之时，林则徐还在舟中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后，左宗棠常以此联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左宗棠尽管身居山乡内地然而此时地主阶级经世思想的热风已吹进湖南城乡而左宗棠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潮流较早地涉足经世之学并毅然抛弃科举仕途以集中全部心神和精力致力于经世之学走出一条宽广的求知之路这是他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不过在这条治学的道路上能否卓有成效、能否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就是他先后结识了几位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经世派、改革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使其得以直接受到他们思想的启迪和熏陶这又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如果没有青年时代贺熙龄的慷慨借书和热诚指点没有八年执教陶家博览历代经世致用图书、典章、奏疏、舆图等后来的左宗棠绝不会对经世之学有那么深的造诣这一切都为他后半生的功业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还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
尤其是从林则徐身上学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美德关心国计民生、做实事、爱国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不久，左宗棠返回柳庄，过了一段短暂而宁静的生活。左宗棠安家柳庄前后十四个年头，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骆秉章与胡林翼为他买得长沙司马桥的宅子，他才从柳庄搬到省城。他经营农庄的实践活动，学用结合的方法，使他对农学有颇多体验，为他日后重农的思想与活动奠定了基础。
林则徐后来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是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从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着平淡的生活。
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应对，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dūn）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
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66岁。
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千米。
实事求是地说，左宗棠出山后正是踏着林则徐的足迹，在对内事务上，镇压人民反抗，注意善后处理；在新疆开渠凿井，推广养蚕缫丝，积极兴办河工，改革盐政；严禁种植和贩卖鸦片……简直如出一辙。林则徐在近代中国最先开眼看世界，他看到了中西方军事力量之差距，想要仿造西洋的大炮和军舰，而这个遗愿也是由左宗棠实现的；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林则徐坚决抵抗英国进犯的民族气节也深深地影响着左宗棠；林则徐忧虑俄国将会成为祖国之大患，几十年后，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抵制英、俄两国肢解新疆的阴谋，既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也实现了林公的夙愿。
左宗棠是鸦片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陶澍等近代著名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他既踏着他们的足迹、重在实践，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就其事业的成就与贡献而言，在某些方面他已超过其前辈，这是可以告慰先知于地下的。
第四章仕途坎坷有奇谋
众所周知，仕途艰险，尔虞我诈，没有足够的智谋与策略，根本无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与常人不同，他的经历更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容不得别人阿谀奉承，看不惯他人的溜须拍马，但在官场，这样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为左宗棠这样的行事风格，差点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
民不聊生被迫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步伐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销的商品日益增多，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和长江流域及其腹地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清政府日益空虚的国库已经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索要的巨额赔款，只得用重税掠夺广大农民，这使得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趁机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夺。这些都激化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比如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官绅所占土地超过当时土地的百分之八九十。
金田村有土地750亩其中地主占662亩占全部土地的882%农民只占土地88亩占全部土地的117%战后土地之所以更加集中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一是他们凭借低关税等侵略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尤其是洋布洋纱比如英国在1837-1839年间每年输华商品总值不到100万镑1845年则迅速增长到2394万多镑其中棉布棉纱输华总值从1842年的71万镑增长到400多万镑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尤其是土布土纱因竞争不过而销路骤减1845年福州地方官在奏疏中说从厦门运销各地的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不能出口江苏的松江、太仓、苏州一带是当时有名的棉丝纺织手工业的中心上海开市后洋布盛行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年而皆不偿本”
商贾难以经营生计维艰广东顺德一带织布手工业也因洋布“贱售女工几停其半”洋布洋纱剥夺了土布土纱的销售市场致使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衰落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破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贱价收买、掠夺农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加入无业饥民群或者遭受更加残酷的封建剥削
第二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1840年进口鸦片20 619箱1850年增加到52925箱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843年到1848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计6 000万银元“银贵钱贱”的现象更趋严重1840年间一两纹银可兑换1000个制钱到1850年竟涨至2230个制钱仅仅十年间就使必须用铜钱兑换白银以纳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从上层迅速扩大到下层仅以两广为例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梧州、平南、桂平、贵县一带烟铺林立仅广州一城就有大烟馆600多家桂平县的大湟江口一个小小的城镇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许多地主、豪绅吸食鸦片他们通过增加地租等手段将吸食鸦片的巨大耗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致使许多中小地主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倾家荡产
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兼并他们的土地
三是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造成战后严重的水利失修，水灾连年不断。1846年到1850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受灾区域竟达1100多个州县。每次水灾之后，广大农民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地主富农乘机贱价收买农民的土地。
以上三个原因使中国土地集中的情况比战前更为严重。它使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四处流亡，形成人数很大的饥民群和无业流民群。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本乡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乘机抬高地租。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地租一般在50%左右，即所谓的“百种千租”，这本来已经很高了。鸦片战争后，租额增加到60%～80%，甚至更多，所谓“百种千五租”、“百种两千租”。农民遭到残酷的封建剥削，被迫借贷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商人乘机大放高利贷，利息也普遍增高。广大农民无以为生，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清廷不断增捐增税，因为他们需要支付庞大的战费开支和战后的巨额赔款，国库亏空，这笔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出。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费开支大约是7000万两银子。在战争过程中，英国侵略军在沿海沿江被占领过的城市掠夺清朝库藏银，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再加上中英《南京条约》又勒索了2100万银元，总计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直接损失的货币，折成银元共达12830多万元，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赋税总额。这笔巨大的开支就造成了清政府的严重超支，加上贸易的逆差，中国银源枯竭。清政府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惜向百姓大肆搜刮勒索。
战后两三年间清廷连下各种搜刮令道光皇帝公开发布命令“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各省如何筹措呢清政府命令各地“自筹良策”这就为各级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借机搜刮开了方便之门战后地丁税和漕赋普遍加重浮收清政府当时主要的财政收入是地丁税地丁税是田赋、丁赋的合称丁赋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一种丁口税丁口一般指男丁清政府“摊丁入地”将丁赋并入田赋称为地丁税地丁税征银两清政府曾宣称“永不加赋”但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全国“地丁”征收额为29431 765两以后历年增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地丁征收税已增至32 813 340两这即是说1841～1849年八年间清政府的地丁税增加3381575两银子
漕赋是指封建王朝所征收的实物税粮食用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征收漕粮的省份有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八省漕赋是清政府财政的补充收入但是收漕赋的弊病最多因为它要把米送到京师或京师附近地方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和手续这就给各级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争相分肥提供了方便条件什么“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规费”、“帮费”、“加耗”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些额外勒索鸦片战争前已经存在战争后又大大增加加之道光年间漕粮征收一部分仍征实物纳米叫做征收本色一部分则改征折色即按米折成银两而且是直接征收本色纳米时少征收折色纳银的多这样无论清政府是征收地丁或漕粮农民都要忍受双重的剥削因为农民卖米换制钱要吃米价贱的苦拿制钱换银两又要吃银价高的亏
江苏浙江一带，一石漕赋，农民需要缴纳二石五六斗米；折色纳银，米价一石二千，折价竟至八千、十千以至数十千。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安徽浮收超过正额数倍，折价超过十数倍。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折色每石竟多至十八九千、二十余千。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缴纳数两；漕米一石，须缴纳数石。对此连曾国藩也说：“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加之地方官催漕如逼命，老百姓恨透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把这些贪官污吏叫“蝗虫”。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地会领袖万大洪在发布的告示中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清政府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另外地主阶级在交纳赋税时自然也因银贵钱贱而受到损失于是他们就通过增加地租额、改收货币地租、隐瞒田产等手段把自己的负担和损失转嫁到佃户和自耕农身上这样清政府的繁重赋税、贪官污吏的搜刮勒索以及封建地主阶级重租、转嫁等重重剥削不仅使那些无地的佃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迫使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濒于破产的境地据清朝大员密奏鸦片战争后江南膏腴之区的苏州等地有许多农民因交不起赋税而弃田逃亡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了农民破产卖田的趋势“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这一切都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双重压迫的结果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被迫走上了自发反抗的道路
不惑之年入湘幕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随后，洪秀全回广东家乡从事宗教理论创作，冯云山则留在广西深入紫荆山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拜上帝会，开辟革命基地，吸收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形成起义领导核心。
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1851年，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领导下，饱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贫苦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的序幕。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占领了金田村以东约15千米的大湟江口，准备在这里经过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向桂林进军。在这里，太平军遭到了清军的进击和围堵。太平军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在紫荆山区地带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终于从东北的山间小路突出重围，经过恩旺等地到达了蒙江上游的山域——永安（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使清廷得以有时间调集3万多人的军队围住了永安城。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直逼桂林城下。在桂林清军守卫较严，太平军围攻了一个月没有攻克，于是移师向全州进攻。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江忠源募集的家乡湖南新宁子弟500人，号称“楚勇”的袭击。蓑衣渡水面狭窄，两岸林木茂密。江忠源伐木做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此战役中严重受挫。太平军在永安时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近2万人。经过蓑衣渡的损失，进入湖南仅剩不到1万人。这一仗，是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江忠源善战之名由此传遍全国。
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经蓑衣渡之战，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裔采极为恐惧，他“自衡州疾还长沙”，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
赛尚阿却把湖南军务推卸给程裔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裔采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于咸丰二年五月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抚湘，也成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机遇。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袭扰安仁、攸县、醴陵，围困长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势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庄“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
此时湖南巡抚为张亮基，正为守城之事作难犯愁。清朝绿营兵的腐败无能，在鸦片战争中就已暴露无遗。当时任厦门地方官的徐继畲（yú）这样描写清朝官军：“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那些从各地调来守卫长沙、抵御太平军的绿营兵，无事生非，强奸民女，强夺财物，聚众斗殴。这样的军队别说拉出去打仗，就是守城也很难让人放心。
恰在此时，在贵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和江忠源不约而同地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与左宗棠均是朋友，彼此相知很深。胡林翼称赞左宗棠，说找遍九州，也没有见到才气比他高的人。
胡致函张说：“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能时务。”江忠源则说，左宗棠为“人中之龙，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更为难得的是他“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
张亮基听江忠源介绍了左宗棠的才干，尚且半信半疑之际，江忠源提到抗英英雄林则徐对左宗棠推崇备至，视为绝世奇才，张亮基平素十分仰慕林则徐，遂下定决心请左宗棠出山。
张接受了他们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并表示对左是“思君如饥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说：“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谦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兄弟等人的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个“开爽敏干”的官员，他遂决定应张之聘，于咸丰二年八月十九日（1852年10月2日）随张亮基抵长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进入长沙城，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左宗棠年近40，终于到了蛟龙出水、建功立业之时。
初入仕途展拳脚
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率领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萧朝贵得悉“长沙城卑防疏”的情况便向洪、杨建议由他率领“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洪秀全、杨秀清同意由萧朝贵率偏师奔袭长沙他们则留驻郴州牵制清军主力咸丰二年七月初七（1852年8月21日）萧朝贵率数千太平军从郴州出发七月二十七日（9月10日）行抵长沙城东十里扎营第二天即向长沙城发动进攻打响了长沙战役此时正值湖南新旧巡抚交接之际张亮基尚未抵长沙城防由帮办军务罗统典负责萧朝贵带领太平军主攻长沙城南门时被清军炮火击中而负重伤太平军一如既往勇猛攻城且使“城门倒破”清军“万分危急”但不久清军主力调往长沙以及张亮基、左宗棠的到来使清军方面得以苟延残喘也就在张、左进入长沙城仅4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太平军抵达长沙城南双方鏖战更趋激烈
左宗棠进入长沙城是农历八月的事，不久萧朝贵牺牲，洪秀全闻讯，于九月初一率军抵达长沙城外。太平军杨秀清以下诸王，分析了战势，认为长沙城守卫坚固，一时难以攻下，而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商定，今后的战略，主要目标是打下南京，建立“小天堂”，奠都于此，不与清政府争一城一地，待打下南京后，再出兵征服长沙。所以，洪秀全率兵虽抵长沙，但主要是在城外作战，未进攻长沙。
左宗棠与江忠源一起，以城防为己任，日夜亲临指挥，打败了起义军的多次攻城，包括太平军以地道攻击。
因太平军的方针大计是“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故攻长沙不下，乃主动撤围北上，长沙之围遂解。但是，长沙军民及张亮基却不知太平军的战略，只知是左宗棠日夜指挥守城的大功劳。
左宗棠刚刚进入湘幕，张亮基便“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审度战场形势，向张亮基“干以数策，立见施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太平军“背水面城”，而清军“援军既扼其东北”，太平军“已自趋绝地”。只有西路的土墙头、龙回潭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唯一的西进路线，因此，他主张“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看来左宗棠是试图将太平军扼杀于长沙城南，其胃口的确不小。但援湘清军多为乌合之众，且分隶十几个总兵和提督，指挥不一。张亮基先后命令总兵常存、马龙所部西渡，而他们都“畏贼不战”。接着，张亮基又请内召进京途经长沙的赛尚阿遣提督向荣赴西路督战，向荣渡过湘江后，初是“迁延不进”，继则在牛头洲被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击溃。
这时，刚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到达衡州，他派提督福兴至湘潭。张亮基派江忠源“躬赴湘潭”，并“再三咨请”徐率军至长沙，也遭拒绝。于是左宗棠又向张亮基建议，上书徐广缙，调福兴所部疾速西渡湘江，扼住龙回潭，但徐广缙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张亮基气愤至极，想亲自督兵西渡，太平军却开始接二连三地掘地轰炸城墙：11月10日，太平军轰开南门魁星楼侧城墙四丈余；13日，南月城金鸡桥太平军所埋地雷爆炸；29日，又炸裂南门城墙八丈余。太平军这几次进攻虽都被清军及时堵住，没有攻进城来，但张亮基的西渡计划也未能成行。
太平军围攻长沙80多天，三次挖地道轰城墙也都功败垂成，于是在清军互相扯皮推诿的时候，乘着风雨大作，暗渡湘江，占据了有利地势，改变了不利态势。11月30日，太平军下令撤离长沙，经龙回潭而去。
12月2日，太平军迅速攻占益阳，然后大军迅速渡越洞庭湖，于12月13日占领湘北重镇岳阳，接着乘胜北上，冲出湖南，进入湖北。
太平军于长沙撤围11天后，钦差大臣徐广缙才敢率兵抵达长沙。对此，左宗棠在致陶桄的信中说：
徐爵帅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
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识，使清军将帅刮目相看，由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将其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他总算是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入仕途。
密谋镇压征义堂
太平军撤离长沙之后，左宗棠很快就把精力转移到了镇压湖南的各路会党势力方面。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湖南境内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各种会党也相继而起。关于这一时期的会党势力，曾国藩曾经这样写道：
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
因此，太平军离开湖南之后，左宗棠就开始协助张亮基，以操练乡兵、整治土匪为急务，通令各州县查办会匪、盗贼、痞棍，州县不能自治的，则委派官员治之，认为这样官绅士民联为一气，自可办理妥当。
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首先拿征义堂开刀。征义堂设在浏阳下东乡，浏阳邻近长沙，地势险要。起先，征义堂也只是乡团组织，首领周国虞、曾世珍等，聚众达四千余人。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周国虞等曾经与太平军联络，图谋响应。
周国虞是浏阳县古港乡高游村人，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朝灭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其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周国虞并成了天地会在浏阳的首领。
周国虞回到浏阳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以赛社的形式，筹钱会饮，创设了天地会在浏阳的组织机构——征义堂。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暗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贫苦百姓纷纷参加，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战争与灾荒不断，天灾与人祸齐来，各地会党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防止和镇压会党与不满群众的反抗，纷纷兴办团练。1842年，周国虞利用湖北钟人杰起义军攻入邻县平江之机，以“保卫身家”、“防寇”为名，与邓万发、曾世珍等人一起，创办团练，联络村民，制造器械，使征义堂成为一个合法的武装组织。
征义堂取得合法地位后，势力日渐强大。在地主劣绅与贫民的纠纷和冲突中，征义堂对贫民严加保护，渐至发生械斗，“藐不畏法”，遭到地主劣绅的强烈嫉恨，官府也对征义堂起了疑心。于是，征义堂被勒令解散，兵器也被收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道光末年，征义堂又开始恢复活动。太平军向湖南的进军，给周国虞以公开复兴征义堂的最佳契机。他利用清政府加紧团练的政策，使征义堂的人数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浏阳县最强大的民间武装队伍。
征义堂再次兴起后，即与进攻湖南的太平军取得了联系。太平军石马铺之役的胜利，与周国虞提供的情报有很大关系。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对征义堂也很重视，曾派密使到浏阳会见周国虞，策动征义堂助攻长沙。但太平军密使及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密函均被浏阳康生王应苹所部乡勇获得。周国虞见事机泄露，于是先发制人，派人前往狮山书院，将王应苹击毙，救出密使，并封存当地粮仓，强迫地主劣绅出钱添制武器，准备起义。
对征义堂的活动，湖南官绅早就有了戒心，但因浏阳团练尚未编齐，而长沙又处于危急之中，不敢贸然镇压。王应苹事件发生后，当局开始了对征义堂的围剿。周国虞便带领征义堂会众奋起反击，袭击东门达济团，但未能得手，前队六十余人全部遇难，峰田、大坳等村准备呼应的人也相继被杀。周国虞退至古港、穴山坪、宝盖洞一带，扼险自守。
征义堂与地主团练的斗争，不仅惊动了湖南省最高当局，甚至惊动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连下两道谕旨，命湖南巡抚密查速办。这时，太平军已撤出湖南，巴陵曼仲武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张亮基接旨后，命令江忠源以搜捕曼仲武余党为名，率楚勇开赴浏阳。1853年1月22日，江忠源率楚勇进驻浏阳县城东冯家山，布置就绪后，贴出告示，首先对征义堂实行分化瓦解。
周国虞得到消息，立即缝制白旗，大书“官逼民反”，并以周国伟为军师，马连为总头目，朱联石等为十八分堂头目，正式举行起义。1月26日，起义军三千余人分为三路，主动出击，直捣清营，杀死不少清兵。但起义会众多为当地农民，战阵不精，小胜后转至大败。31日，江忠源率部攻占古港，曾世珍率部退守三平洞。至2月7日，前后仅十多天起义军就被消灭殆尽，征义堂战士七百余人战死，六百余人被俘，曾世珍被杀，周国虞逃往汉阳，后被清兵杀害。
浏阳征义堂十余年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它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劣绅势力，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在近代长沙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浏阳征义堂会党起义镇压下去，左宗棠“以直隶州选用”。
离开湘幕入鄂幕
长沙守备战和清剿会党的胜利并没有让朝廷欣喜多久因为太平军进入湖北后犹如猛虎归山一路势如破竹进展神速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力克汉阳围攻武昌仅仅六天就占领了汉口太平军进军湖北后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占据武汉这是太平军起义后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左宗棠闻讯后“不胜骇叹”他说“孤城被围二十余日在外救援之师不能乘机疾进在内防堵之师不能严密固守致蠢兹小丑竟敢猖獗至此殊为可恨”他鉴于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极低的状况设想在湖南练就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1月26日）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
较客兵尤为可恃”左宗棠写好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湘乡赶至长沙他“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xù）”接着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说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这两个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办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此后产生的湘军较之以往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绿营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可以说湘军实由左宗棠肇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和左宗棠一度离开湘幕期间
曾国藩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这就是将前经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为首的1000名湘乡团练编练成的第一支湘军陆师
曾国藩在长沙的初次出现给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点，也甚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国藩到长沙仅5天，张亮基就被清廷调署湖广总督，张偕同左宗棠于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达武昌。
张亮基之所以总督湖广，缘于武汉三镇的相继失守。这样的局势，进一步证明了当初左宗棠要聚歼长沙近郊策略的正确，但已为时晚矣。清廷在震惊之余，试图通过重用这个“保全湖南”的巡抚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当张亮基、左宗棠来到武昌时，太平军已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而蔽江东下了。张、左遂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
左宗棠进入湖广总督幕府之际，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之时。咸丰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2月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直下三江，从武汉到南京1800里江防的清军主要集结在三个地区：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军依次突破这三道防线，兵锋直逼南京。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宣布在南京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并于四月初一（5月8日）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军两万人从扬州出发，开始了英勇的北伐。
此时，太平军虽然离开湖北，但湖北各地的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反抗运动仍连绵不断。左宗棠全身心地协助张亮基，一一予以镇压。
4月，通城爆发了以刘立简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以抗粮为号召，“戕（qiānɡ）官毁署，劫狱焚掠”，嘉鱼的熊开宇也纠集会党数千人，焚署劫狱以响应。这时，左宗棠商请张亮基，派江忠源前往镇压。
5月，广济也爆发了方四象等领导的抗粮斗争，聚众数万人，黄州知府邵纶、黄梅知县鲍开运都被起义军击毙。这时，左宗棠建议张亮基让江忠源在过蕲（qí）州时，便道登陆前往镇压，方四象等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又分别派遣大军进行北伐和西征，以图将胜利推向全国。这时，左宗棠建议扼住梁山，以防护长江中上游地区。他在为张亮基拟写的奏折中写道：
查安徽下游有东梁山、西梁山，对江夹峙，江面尚不甚宽，距金陵又近。此处设防，则安徽、江西、湖北各省江面均可无虑，遇便仍可相机协剿。若合三省全力扼之，通力合作，分办其事，而专责其成，兵力厚而物力稍丰。视各省之节节设防，徒滋劳费，而力单费绌，终归无补者，似少为可恃。
张亮基的奏折未被采纳，太平军西征的队伍则舟载陆行，迅速西上，席卷安徽、江西。此时，左宗棠又建议制备战船，武装水师，控驭长江。稍后，再以请置战舰、练水师的奏章上奏朝廷，提出了“宜饬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抚制备战船百余只，一以广东拖罟（ɡǔ）为式，每船计可载兵五十名；饬广东都督购备夷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余尊”的具体方案。这份奏折很快得到允行，于是，张亮基遵令在湖北根据此数造船二十艘；曾国藩则赶赴衡州，以造备水军自任，湘军水师自此建立。
这年6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宗棠赶至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7月，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军堵截，未能渡过黄河北进，便转而南归攻入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国的这支南归军有由黄安经麻城、黄冈攻取武汉的意图，向张亮基建议从省城调兵勇三千余人星夜驰往团风镇，以扼“出江上窜武汉”之路。
果然不出其所料，7月底8月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由河南分支南下湖北黄安、麻城一带，武汉震惊。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左宗棠在湖广总督幕府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左宗棠的野心可谓暴露无遗。
9月，当太平军占领江西九江，继续西进时，左宗棠又敦促张亮基调兵遣将，进一步加强田家镇的防守。清军在田家镇编造巨筏，横列长江江面，筏上安置大炮，分派部队日夜驻守。
然而，左宗棠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到田家镇的战斗，便怏怏离开湖北，回湖南湘阴去了。
1853年9月13日，朝廷谕令张亮基出任山东巡抚，原闽浙总督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
欲发达再入湘幕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思右想，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辞“经手家务，不能远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隐士。与他一同辞归的，还有湖北监利的王柏心。王柏心，字子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是一位既有计谋，又很有远见的人。张亮基赴鲁之前，曾写信与胡林翼说：自己从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转赴山东时止，军政各务均“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由此可见，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时，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
骆秉章（1793-1867），字吁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被道光皇帝称为“持正无私”之人。
这位新任巡抚骆秉章与左宗棠也有一定的渊源。他自1850年起即任湖南巡抚，1852年张亮基奉旨抵达湖南接任巡抚后，仍暂留长沙，办理防剿事宜。左宗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的。后来，骆秉章调署湖北巡抚，于1853年2月26日抵达武昌就任，左宗棠则于三天后也随同张亮基一起来到武昌。同年4月5日，骆秉章离鄂赴京，4月25日奉旨署理湖南巡抚，随即回湘接任；9月13日，改为实授。左宗棠则于10月从湖北辞幕返回湖南。这样，左宗棠第一次幕湘与移幕湖北，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是在骆秉章的手下开展活动的。
骆秉章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与布政使、按察使联名，派人携带书银入山邀请左宗棠出山入湘幕。
第一次派去请左宗棠的人是骆秉章幕中一位姓郑的司马。左宗棠收下书信，退回了钱财和礼物。左宗棠送郑司马出山口，托郑司马在巡抚面前转达他不敢应命，请多多包涵。但骆秉章并没有死心，第二次便以湖南巡抚与布政使联名，带重金去聘，左宗棠仍然推辞，坚持不再出山。
出乎左宗棠意料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当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1854年2月太平军西征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二十多公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才“不得已
勉为一行”于1854年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六年之久
在此期间，骆秉章对左宗棠亦“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均交左宗棠一手包办。而左宗棠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那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给饷。这样，太平军被限制在长江下游，而湖南境内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清朝的历史上，湖南长久以来均是个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赋税收入有限，有时竟赶不上江浙的一个大府。而当时，湖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渐提高，而这一转变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军政的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经世”活动，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在左宗棠刚入湖南幕府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他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将原来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饱私囊的部分钱财改为法定的军务附加税，一律归公，附加税的数额比原来官吏们多收、浮收的数额低，这样，每年全省的税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负担却减少了；二是设立局长，征收厘捐，也即收商业贸易税。从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设局抽取盐厘、货厘，接着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设厘局，每年共得厘金80万两至120万两，这些税收全部用于军饷。左宗棠曾用这些税收为曾国藩的湘军增建战船，接济粮饷，从而为湖南防务和操练湘军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军军威正旺所到之处所向披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封建官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则提出了“欲遏贼势先固民心”的主张“固民心”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鼓励地主士绅组织团练因此他与团练大臣曾国藩一起在湖南城乡广办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清王朝“制乱”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借以“补兵力之不足”然而所办团练往往被地主豪绅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转而抗粮抗官而左宗棠、曾国藩等在湖南办的团练则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们将“团”与“练”分开而着重在“团”主要是清查户口实施保甲制度乡团之外尤改族团强调“练团必先练族”还特别刊发乡团执照、族团执照“凡离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时的局面较之以前大有好转
遭构陷因祸得福
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清王朝的吏治十分腐败。而湖南的“吏治之坏，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谨，一任门丁书役多方诈扰，以致是非普乱，纲纪凌夷”。州县官吏不仅贪污成风，而且由于文法烦苛，普遍“因循讳饰”、“讳盗纵盗”。对此左宗棠认为，封建国家统治力量的强弱，关键“视乎用人行政”，任用“贤能”则治，“奸庸”则乱。湖南各州县“匪盗”虽多，但比之“良民”究属极少数，只因平时“官非其人”，以致吏治不修。根据他的了解和考察，湖南的州县官吏“稍可放心者不过五分之一”，因而非大加整饬不可。于是，他与张亮基、骆秉章连续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勒恤民隐，严锄匪类”的廉官，则分别予以保奏，破格晋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锋芒，无论是在政治上、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声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对他也愈来愈重视了。
1856年，清廷破格提升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与此同时，朝廷内外的许多高官名臣相继举荐左宗棠，说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时，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说：“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极端。”咸丰皇帝令他转告左宗棠“出为我办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声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樊燮（xiè）事件”，从而使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发生了急遽变化。
“樊燮事件”是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劾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原因是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期间身处机要统筹全局不避揽权之嫌力主抑制官权设局抽厘改革漕政整饬吏治损害到部分文武官吏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这些人的嫉妒和怨恨攻讦（jié）左宗棠的人也越来越多左宗棠自己也早有察觉他说“所处之地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也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王柏心写信给左宗棠说“朱伯韩侍御去冬赴召入都途过荆南在弟讲舍信宿数日甚佩执事之才谓景略文饶复见于今闻言者积毁深为不平云至都必为昌言以排谣诼（zhuó）虽执事不因毁誉为轻重然益见公道在人心”可见左宗棠在省内外、朝内外“声誉鹊起”的同时另一些人私下对他的不满和忌恨情绪也在郁积但是左宗棠却抱定了“忠介”的信念“一意孤行”如他改变钱漕征收办法时藩司文格就曾“百计挠之”
州县官员甚至以“不肯收漕”相抗但左宗棠毫不妥协断然对阻挠者严加惩处这样新兴地主阶级经世派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权贵派的矛盾激化终于借“樊案”而爆发出来
原来弹劾樊燮的是骆秉章，而提供樊燮罪行的人便是左宗棠。
樊燮当时已恶名昭彰，以左宗棠几年来与长沙官佐人等的接触，对樊燮早已知之甚多。例如：他违规以武职不骑战马，偏坐轿子，而且乘坐八人大轿，连检阅新兵训练都坐在轿子里观操；总兵所管二千名士兵，分布在各处，留在永州的四百余名，但实际仅有二百多名，他从二百名中抽调百人做他的家奴院工，什么都得干，连樊燮姨太太的衣服都让士兵清洗；如今湖南财政吃紧，士兵的饷钱本就凑不够，可是省库给总兵发的月饷大都被樊燮私用了，弄得士兵饿肚子，下级军官也敢怒不敢言。湖南地方治安要靠总兵维持，如今樊燮军心已散乱，哪还有一点战斗力？
以左宗棠的性格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哪会容这样的军官作威作福，贪污破坏地方军队的战斗能力？省库的银子是左宗棠挖空心思攒起来的，哪能让这只大耗子不断吞食？
于是，他和巡抚大人商量，赶紧把这只硕鼠灭掉。
但是，要弹劾樊燮也非易事。永州知府黄文琛已多次上告他，案卷积在省里一大摞，其中桩桩属实，也没告倒他。原因是湖北省城有他的靠山，湖广总督官文就是他的靠山，官文的爱姬是樊燮的亲戚，动一动樊燮，有官文暗中弄鬼，弄不好连自己头上的顶子也保不住。
但是，樊总兵的罪恶太大，明目张胆，单是违例坐八抬大轿一事，按法就该砍头。这种作威作福实在让左宗棠受不了，何况天天要打仗，湖南弄点银子发给总兵大人，竟让他全都私吞了，这更让左宗棠忍不下去了。
参他！左宗棠翻翻樊燮的旧案卷，又派人暗中核实，仅挪用军饷一项，有据可查者千余两，铜钱三千余串，官米折银更多。
骆秉章签了押，上奏弹劾。后经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左宗棠再次为骆秉章撰写《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上奏。三月十三日（4月15日），咸丰帝阅后发出上谕称：
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种种劣迹证据确凿，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悬款无著，署中一切使用复提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实属咨意侵亏，大干功令，亟应彻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问人证，严审究办。并着湖北督抚饬查该革员现在行抵何处，即日委员押解湖南听候查办。
樊燮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
官、樊二人的诬陷，对左宗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感慨万分，毅然离开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国藩处闲居。其实，“官樊构陷事件”与左宗棠的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志大言大，从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时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自鸣得意，在同学面前显示。就在他二十多岁、穷困潦倒之时，仍写了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并在书房挂起来。年龄较大以后，他自恃才识超群，在给朋友的信中常以“诸葛”自比，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能为人用”。更有甚者，他还常常面折人过，就连对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国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称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险，极不易交”。
郭嵩焘在得到左宗棠被诬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书潘祖荫和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求救。
郭嵩焘（1818-1891），1847年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情况万分紧急，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着急，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
当时郭嵩焘以翰林身份在南书房供职，他闻讯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当时肃顺是满贵中唯一能任用汉官者，以为救大清朝者，满人已无能为力了。他也了解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是，他知道此案已由皇帝发下密旨，自己不好再说话，便告诉王运，赶快找人向皇帝上折，他好从中帮助说话。
于是，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潘祖荫与郭嵩寿同是南书房的翰林院编修，二人关系甚好，郭知其文采卓越，写个救人折子，足可打动皇帝。
郭嵩焘向潘祖荫说：“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亦不复可问。”又详细说明了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他向潘祖荫交代的这两句话，便是潘祖荫奏折的精神，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
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
这便是救左宗棠之命奏折中的精彩段落。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久在我圣明洞见之中”，“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有了这两句，咸丰皇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变已发的密折了。
潘祖荫一折出名，救了左宗棠，让左氏独领一军，又救了大清朝。后来，又一折参倒骄将胜保，再一折保护了恭亲王，使他飞黄腾达，由一侍读直升为侍郎、尚书、军机大臣，死后以“文勤”谥，足见其以“文”名世。
胡林翼先后数折，称左氏“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曾国藩折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丞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住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肃顺是被咸丰帝倚重的军机大臣，也趁机向咸丰口奏“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骆秉章更是连连上折，不仅为左宗棠摆功，而且把樊燮的案卷上缴军机处，让军机处查核，上奏皇帝，以为左公辩护，同时让皇帝下旨以结左、樊之谳（yàn）。
官文看到本欲加害左宗棠，以镇压两湖地方的汉员势力，结果弄成如此局面，也赶紧见风使舵，上奏“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即自动销了由他主控左宗棠的案子，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第五章洋务先锋当无愧
左宗棠在战场上的赫赫功绩，令世人瞩目。因为保疆卫土，他在战场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战场之外，洋务运动之中，他也有很大的功绩，甚至可以说，他为洋务运动作出的贡献，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小，所以，洋务运动的先锋这个称号对左宗棠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烽烟四起觅出路
19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舰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成了近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的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他认识到，中国的旧式船舰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船舰，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之先河。林则徐认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是年，两江总督怡良奏报查获了太平军“装载洋枪”、“火药等物”的船只。
此后，太平军使用西洋船炮的情况屡见不鲜。60年代初，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三分之二均有洋枪”。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李世贤所率太平军余部于1865年在福建“购买大火轮船”，以对抗清军的镇压。太平天国采用外国的枪炮船舰来打击清政府反动统治，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这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也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并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六年，光禄寺卿宋晋上奏，建议雇外国轮船以助剿太平军，认为浙江“现雇之火轮船只有二只，尚觉稍单，似可仿照此法，多雇数只，庶冀一举鼓荡，使江路千里肃清，贼氛可迅就殄灭”。对此，清廷没有采纳。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忧”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tán）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须指出的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役”前，清政府的这一活动以“靖内”为主要目的。但清王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后，则把“剿贼”和“御侮”并列，而且随着国内人民起义逐步被镇压下去，“御侮”的色彩日趋明显。
自强新政办洋务
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为此它开始实行“自强新政”主要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当时主张办洋务的一批贵族和官僚被称为洋务派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
清政府于1861年成立了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这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就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言洋务运动无疑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一种进步的表现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直接目的是镇压人民反抗，因此，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炸药、炮弹等军火。该所是清末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而购买西方近代军事武器较早而又较多、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规模较大而又较早者，是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企业早期规模最大的有四家：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建成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1865年由李鸿章在南京建成的金陵机器制造总局，主要为剿捻制造枪支弹药；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总局，专造兵、商各轮船；1866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制造华北地区用来剿捻的军事装备。
咸丰十年（1860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的新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时机，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有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1862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其机“以火蒸水气”，“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到1862年年底，第一艘小轮船制成，该船长二丈八九尺，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此放大”。
同治四年（1865年），在南京完成了轮船的放大试制工作，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恩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70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反复阐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手札中指出：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岂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chuán），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又致函史致谔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积极倡导仿造轮船的同时，于同治三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他邀请法国军官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前来观看。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相较“大致不差”，便出示法国造船图册，请求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太平军攻克漳州，左宗棠忙于“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德克碑辞去军职回法国后，将制船图式、船厂图册及购买轮机、招募洋匠等事逐款开载，寄给日意格转送左宗棠大营，恰好左又忙于“赴粤督剿，未暇定议”。可见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仿造轮船去对付太平军。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左宗棠已经是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来到林则徐的故乡任职，他备感自豪。26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涌动在心头。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左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指出：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议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二为军用工业提供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以此减少对外国的依赖。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项：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官办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上虽有差别，但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为与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广州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清政府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会奏促成。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
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破坏了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为了适应当时的内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在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还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由于洋务运动的任务和内容有了某些改变，洋务派在原有官僚集团之外，又加入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重点建设北洋海军，又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以醇亲王奕譞（xuān）为总理，庆郡王奕劻、直隶（约今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此后陆续向外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和其他比较先进的舰只，均投入北洋海军舰队。
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早期改良主义社会思潮，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于中国，提出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然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既不可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上疏朝廷办船政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注册但已过期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英国联合法国侵略者攻入北京
洗劫圆明园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竟借口其被俘人员遭到虐待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被逼走承德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失败
此时的左宗棠，正率楚军屏蔽江南，在鄂、赣、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他在征战行军途中，积愤忧心，常常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堂堂中华竟至一败如此吗他恨透了那些只知当官拿银子凡事都做不成的绿营官兵当将官的莫不锦衣玉食娼优歌舞士兵则多抽鸦片嫖赌成风士气溺惰军营糜烂况且那些落后的大刀长矛和土造大炮怎抵得过洋人的洋枪洋炮这几年楚军和湘军在与太平军攻城略地的战斗中略占上风就是因为用大批银子购置了一些洋枪洋炮在攻打富阳时如果不借助法国海军少尉德克碑训练的、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常捷军拿下城池恐怕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如果不用德克碑的大炮把杭州城的城墙轰开一个关键性缺口杭州城的收复更是无日可待攻城时那些洋炮都成了宝贝西方史学家在研究清王朝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获胜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之一是“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洋人虽然在这些战斗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左宗棠一直认为借师助剿不是一件妥事
由外国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弄不好就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而且这些外国军官及其带领的中国士兵，主要关心的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疯狂地掳掠财物，残害百姓，官府对此也难以约束。左宗棠在给朝廷所上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唯是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
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转眼之间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士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1864年，湘军拿下天京后，左宗棠就解散了常捷军。此时，左宗棠才真正体会到他所最推崇的人物之一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意。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之一。他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图“自强”。很可惜，他的呼声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也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
时隔几十年，魏源的话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左宗棠到此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法国人德克碑所率领的常捷军给左宗棠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感性知识，使左宗棠深切地感到：中国这一古老的帝国，闭国已久，自强已息；放眼海外，这个古老的大国已经没有强大可以依恃了。
划自强之策，振中华雄风，就成了左宗棠一直朝思暮想、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左宗棠率楚军攻下杭州后，就把他的闽浙总督衙门府移到了杭州。战事稍松，他就聘请德克碑、日意格做助手，帮他试造小火轮。左宗棠第一次亲眼目睹外国轮船是在1864年，当时他正在浙江湖州与太平军作战。看到那烟囱吐烟、两轮激水、行驶如飞的外国轮船，左宗棠的心中特别不是滋味。他把外国轮船比为骏马，中国的旧式木船好比毛驴，毛驴是无法与骏马赛跑的。中国人应该抛弃毛驴，换乘骏马，用先进的近代轮船来武装自己。自造铁甲炮船、建立自己的海防一事就成了左宗棠的夙愿之一。
德克碑、日意格雇工匠仿造了三艘小火轮。在杭州西湖试航的那一天，请来左宗棠观看。只见小火轮呜呜鸣笛，不用船夫摇橹划桨，在平静的西湖水面上南来北往，鼓起的水浪拍打着湖岸，左宗棠心里十分高兴。美中不足的是，驶行不速，难以作战，还不能照此生产，于是暂时终止了这项计划。
1866年，左宗棠率部在闽、粤消灭太平军余部后，将闽浙总督衙门府移驻福州，造船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左宗棠让署藩司周开锡给出详细预算。
经他概算，造船需选建船厂，一年需银60万两，以5年计，约需300万两才能见到第一艘船下水。所需银款之巨，实在惊人。左宗棠立即将兴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上书朝廷，奏请朝廷拨款。
一纸奏文到了京中，在满朝文武之中引发了买船、造船之争。上海《申报》的一篇报道，形象地描述了这场争论的来由和各自主张：“福建议造大船，朝野舆论大起，誉之者：兴家爱国，匹夫有责；毁之者：忧其难于有成，议其縻费甚多。”
曾国藩的学生，靠自筹淮军、协佐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当时官至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出于官场的派系斗争的考虑，请英国使节威妥玛和英军赫德上校出面游说慈禧太后，说轮船器械以购雇为方便。朝中的保守派也趁机借此事攻击左宗棠，坚决反对在福州建海军船坞，开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得知此事，怒从心起。自己动手造船，可以一兴百兴，发展国家的机器制造业，兴旺强盛可由此而来。花大价钱购雇洋人的船，自己始终不会制造，仍将受制于人。左宗棠深夜挥笔疾书，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
若纵横海上，彼有舰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天下事始有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盛，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赀，数世之利也。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朝廷中主张自强的两个主要倡导者恭亲王和文祥的支持，也得到京师一部分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的支持，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得以实施。
船政局初具规模
福州船政局的建造计划清政府是批准了，但要实现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却没有难倒左宗棠。左宗棠自幼以诸葛自诩，以往的经历表明，他也确实像诸葛亮一样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他首先为设厂造船争取到了一笔可靠的资金。在1866年6月25日的奏折中，他便提出要酌提闽海关税收，再以福建厘金补其缺额。清廷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
选择地址是这个计划的第一件大事。作为一个近代化的造船厂，其选址十分重要，它应该临近良好的港口，既交通方便，易于供给，又要形势险要，易于防守。左宗棠通过查看地图，寻访部属，心中对厂址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想法。
8月19日，他偕同法国人日意格一起，从福州出发，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马尾镇为厂址。马尾在福建省会福州的东南二十公里，罗星塔北十五公里，马限山脚下，马江北面，是福州府下闽侯县辖中岐乡的一块依山临水的小平地。闽江由此入海只有四十公里，江面宽阔，水流量大，万吨火轮可溯江而上，但从海口五虎门而上，沿途多岛屿滩头，险阻重布，江阔水深，形势险要。此地既可建船厂，又可造船坞，且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当潮水上涨，海口以上岛屿皆浮；潮水退后，洲渚礁沙，萦回毕露，成为沿江和省城的天然屏障。而且这里离福州也不远，便于就近管理，还能得到福建、台湾的煤炭供应。
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局，最后选址为马尾港，因此又叫做马尾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局址选定后，左宗棠同日意格议订了设局、建厂、工程期限、经费、造船、驾驶等事项，并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去上海面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8月27日，德克碑到达福州，左宗棠向他出示合同，德克碑无异词。这个厂后来成为清代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从1866年到1907年，共造大小船舰约40艘，同时，还制造了各种军备器械，像大炮、枪械等。
正当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雪岩等同来定议”船厂事宜时忽于九月初六（10月14日）接到清廷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谕令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幼名顺官徽州绩溪县人红顶商人他开办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官僚压榨胡雪岩最终破产客死杭州左宗棠感到离闽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来尼处画押后再返回福州“面订移交后任”同时他加紧了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并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选他上奏指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
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zī）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唯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当地绅民百余人联名呈称：“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所笑，天下寒心。诚使督臣左宗棠驻闽中，豫将赴甘之师先行部署，俟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即移节西征。”
清廷同意了左宗棠提出的宽限数旬赴陕甘和闽省绅民恳留左暂缓西行的请求。左宗棠“昼夜忙并”，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
有了自己的船，就要有自己的人来操作驾驶、行船作战。有了先进的船炮，还需要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军事人才。左宗棠事事当机立断，在筹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开办了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的招生广告在福州城里掀起了波澜，有100多名14岁以下的学生通过考试入了学堂，这些人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左宗棠在学堂建成伊始，把学堂命名为求是堂，后改为船政学堂。希望学生们经过5至7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成为舰长、大副的年轻人能够掌握驾船航海、守卫海防的本领。
船政学堂借福州西湖荷花池旁边的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举行了开学典礼。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莅临庆典大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训话，把国家自强的深切希望寄托在莘莘学子身上。
年轻的中国人，恭贺船政学堂成立，恭贺你们成为中国的第一批海军。
自强之道，以培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建好海军，保卫海疆！
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第二年，左宗棠把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将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
后来，沈葆桢上疏清廷，把船政学堂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窥西学的“精微之奥”，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也使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这些学生更进一步地传入了中国。
在船政学堂前前后后的十几届毕业学生中有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在船政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后被送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内容包括了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是把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对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还有中国第一个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亲自主持勘测、修筑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铁路建筑工程师在我国铁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船政学堂为中国的近代海军培养了第一批高级将领其中有代理北洋海军提督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率北洋舰队奋勇作战兵败自杀殉国的刘步蟾
有“致远”舰舰长邓世昌、“经远”舰舰长林永升
为赴新任寻代班
左宗棠经过再三的考虑，觉得最为关键的是必须选荐一位思想开明、敢于担当的大员出任船政大臣，由他来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因此，他看中了曾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林则徐之婿。虽说也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但他思想并不保守。他早年追随曾国藩，由广信知府历任迁至江西巡抚，在江西镇压太平军非常卖力；又支持官绅反对外国传教士罗安当进入南昌，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他也很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在读过崇厚送来的《新刊格物入门》五部后，他说：“披文考义，缕析条分，洵制器利用之要领，较之前人所集奇器图说，近人所刊重学数学等书，尤切实晓畅，讵（jù）徒藉以增广见闻已耶？”同时，他对曾国藩也并非一味盲从，并逐渐不满于曾氏，想辞去职务，但多次提出辞呈都没有获准。1864年，他因丁母获假回到福建，在家不问政事。
1867年10月31日，左宗棠密奏清廷，特任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并享受专折奏事的权力。
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后答应总理船政，左为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人选。左宗棠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沈以丁忧人员不应参闻政事为由，“且呈固辞，引经据义，坚不可夺”。左宗棠则以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来打消沈的顾虑，并向沈陈述他“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的利害关系，“复以此商之沈葆桢”。沈被左的数次真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
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工”。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时已列出社会上议论得纷纷扬扬的七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清廷原拟由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并“特经谕令吴棠接办”船政，现“据左宗棠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决定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不出左宗棠所料，他“西行以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
因此，他再次吁请清廷：“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事有专司。”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
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八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有专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在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的同时，还奏请将“二十年前从臣读书湘中，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的周开锡和“才长心细，熟谙洋务”的胡雪岩交由沈葆桢差遣，以协助沈主持局务。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1866年12月7日），左宗棠收到清廷于十月十三日下发的任命沈葆桢为总理船政的谕旨，感到“船政交沈葆桢总理，尤深幸慰”。正是鉴于船政“接办有人”的情况，左宗棠才于得悉清廷这个谕旨10天后放心地起程离闽。
边远地区兴工业
19世纪70年代，甘肃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机器工业。这就是在左宗棠及其部将赖长等主持下创办的兰州机器制造局和甘肃机器织呢局，还有肃州机器采金的试办和若干种近代机器的试制。这是甘肃近代工业的开端，是西北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转折点。左宗棠在甘肃创办近代机器工业，一是受洋务运动的推动，二是用兵西北的急需。
兰州制造局是左宗棠在甘肃经营最早的机器工业，它是由西安机器局发展而成。左宗棠创办西安机器局的目的，明显是为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同治十一年底（1872年），因战争的重心移到甘肃，且陕甘军事已近尾声，而新疆形势吃紧，左宗棠正在积极筹划收复新疆的军务，于是他就把西安机器局的设备全部拆分，移到了兰州，改西安机器制造局为兰州制造局，亦称兰州机器制造局。为增强兰州制造局的技术力量，左宗棠一方面从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抽调来一批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委派一名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赖长主持工厂事务。
赖长是广东人，系左宗棠在福建时的旧部，“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是一位精通近代枪炮和机器制造的专家。同治八年（1869年），福州设立制造局，赖长仿造的西洋枪炮，“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
1872年11月底，赖长应左宗棠之约，从福州携带机器，并在福州、广东挑选了一些熟练的工人和技师，由汉口取道来兰州。兰州制造局的厂址选在兰州南关。左宗棠派督标弁丁从之学习。1873年初，兰州制造局正式投产。
赖长被调来到兰州时，左宗棠在一封致友人信里，说他“携所造螺丝炮试验及小机器尚可用，唯需授意制造，庶便利耳”。当左宗棠拟让其回陕西制造时，他说：“局用以石炭为要，所需最多，阿干镇所产既佳，价值运脚亦省，较之陕省合宜。至钢铁则就近或可采办，与由陕采办成器有余，亦须运脚，尚不如就近采办为省。”左宗棠于是让他调所带工匠和机器“在兰设局”。赖长带的宁波和闽、粤工匠，“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德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从生产的重炮和七响枪的情况可以推断，兰州制造局的机器设备，必须有炼钢和浇铸坯料的较为完善的冶炼设备；必须有锻造枪管炮筒的设备；必须有车、刨、钻、锉等近代金属加工车床。这对生产落后的甘肃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兰州制造局是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其经费从甘肃关内外办理军需款项内拨支。其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期起了重要作用，在摧毁阿古柏反动统治和挫败沙俄侵略阴谋、收复伊犁的爱国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小的。实事求是地说，兰州制造局的开办，主要是为收复新疆的军事斗争服务。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在征讨阿古柏的战斗中，其武器弹药，主要来自兰州制造局。例如古牧地之战为北疆首战，左宗棠于事后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弟处有粤人仿制大炮及标针快响枪，俄人亦极赞之。昨次攻拔古牧地，深得其力。”
此外，左宗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也确实具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这是中国不受制于洋人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兰州制造局除自备机器外，1874年又将西安制造局的火炉蒸汽运来。它以制枪炮为主，制造时“参用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并能“每进益上，精益求精”。左宗棠认为：“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1875年6月，俄国索思诺夫斯基对枪炮制造原只推崇英法与德国，而当他看到制造局仿制法、德枪炮，“其精者与布相同，而臆造之大洋枪及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盖又彼中所无”时，不禁“叹服同声，自此亦稀言枪炮矣”。这表明制造局不仅能自造一些新的枪炮，而且制造技术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兰州制造局除造枪炮外赖长还使这个军用工业逐步向民用工业发展制造出抽水机（吸水龙）和灭火机（水龙）特别是制造出织呢绒的机器杨昌浚看到制造局制造出洋水龙后就向左宗棠建议是否让赖长“停制炮子仿造洋水龙以备不虞”左宗棠虽然肯定了制造洋水龙的意义但认为“西北屋宇墙壁多用砖砌土筑与东南木壁篾织者不同绝少火患”“水龙仿造一架已足无须多制”他更从新疆收复后正须增添武器的情况对杨昌浚说“此项制造不能停工”赖长仍以如前“赶造火炮储存待拨开花子炮预备为要”在伊犁危机时他在强调“水龙为救火良器仿造预备自不可少”后对兰州制造局制造枪炮和制造各项机器提出了一个全面安排的意见“若论其先急则造炮第一开河、凿井、织呢次之水龙机器本少仿造甚易以余力为之可也”由此可见兰州制造局是以生产枪炮为主
并可望发展成为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的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
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起初是运往肃州助战攻城，即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但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主要目的是反对外国侵略。1875年，左宗棠为魏源《海国图志》重版作序时又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以坚船利炮“蹈我之暇，构兵思逞”，乃与魏源一样思制敌之计，“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这表明，他造船和制枪炮，都是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为抵御外国侵略。他制造的枪炮用于攻占古牧地、达坂城和进取喀什噶尔，为收复伊犁布防，同时对反抗俄国、阿古伯侵略，收复新疆起了重大作用。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的军用企业，除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外，光绪元年（1875年）还在兰州创办了火药局。为提高火药质量，左宗棠要求将硝、磺多提炼几次，使火药品质和洋火药一样。这样做虽增加了成本，但是火药质量“为上上好火药”。新疆收复后，他又在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库车设火药局。
这些制造局和火药局，不仅以它生产的枪炮弹药为西征提供了装备，而且制造了一些机器，开了西北近代工业的先河。
随着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覆灭、伊犁的收复以及左宗棠调离陕甘等原因，兰州制造局在光绪八年（1882年）停办，所抓学习的督标弁兵，遣入兰州织呢总局。后来这部分机器辗转变迁，发展为甘肃机器厂。
兰州引入织呢机
左宗棠并没有仅仅把其在西北的洋务事业局限在发展军用工业上而是因地制宜地向民用工业拓展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在兰州制造局“以己意新造水机试造洋绒”成功并向左宗棠建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赖长于1877年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水轮机用甘肃出产的羊毛试织成一段呢片还试织了一种绒缎左宗棠看到后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赖长打算购办外洋织呢机器到兰州纺制绒呢“为边方开此一利”这个打算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并随即写信给上海米运局补运道胡雪岩附赖长所画的机器图样请他访购织呢织布机器全套左宗棠把织呢与机器掘井、开河一同看做利民实政他之所以要在兰州设立织呢厂是因为其一兰州为羊毛、驼毛产地原料充足设厂利用可以致富在交通极不便利的西北地区成品运出比之原料运出要便利得多
至于机器运转动力所需的煤炭问题左宗棠认为不难解决其二销路可以流畅他说“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且兰州织呢办成功还可“由关内而及新疆”加以推广可见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的动机首先是着眼于国计民生生产为了销售远销于内地各省由阜民而裕国其次是为抵制外货收回和维护中国的利权兰州织呢局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对此上海英文周刊报《大清国》一名通讯员到兰州进行实地观察后也不能不承认甘肃“地方官吏利用本国资源代替向外人购买毛织品这可以说是一种爱国观念”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上奏清廷，在兰州请设甘肃织呢总局。经清廷批准后，胡雪岩便请求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承办购机事宜。泰来洋行经理嗲哩吧征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同意后，在德国购买机器，招雇工匠，聘请技师。聘用的德国技师、总监工和翻译，有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福克、白翁肯思泰和卫宜格等13人。
甘肃织呢局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址，今畅家巷内。厂房230余间，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个部分，并附设机器检修所，另掘有水井，以供漂白用水。左宗棠对厂房修建，要求“只取坚实，不在美观，是为至要”。他说，赖长以旧房改造作为织呢局，“既免另购民基，又可就营地做堡”，“既有围垣，余屋可陆续添盖”，“盖造房屋，总以暂时能容纳机器，并够匠夫住址为准，如果试办有成，将来自可推广”。他甚至认为：“洋匠所议丈尺前后悬殊，是所称不能再减分毫，亦难信为定论。”这种因陋就简、逐步扩充的精神，对企业基建虽是重要的，但不尊重工匠和机器对厂房的要求，就有点自以为是了。
1878年底，所聘雇的德国织呢制造家石德洛末、建筑师安克“将需用的机器载运来华”。
光绪五年初（1879年），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谈到购机办呢厂时说：“胡道购织呢织布机现可到兰州，须数年后始睹其利。拟先内地而后关外，与棉同规久远，未知能否有成？”可见，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胡雪岩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的各种机器共60多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净毛机、剪线坯、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锭1
000箱，先后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西行运到兰州。断断续续地于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运达目的地，历时约一年之久。路上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常有的事。上海英文周刊报《大清国》报了运送机器设备的艰难情景：
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拉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运过去。
由此可见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边远地区创办这样的近代企业，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威人物的倡导和他那样办企业的毅力，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
织呢局经过筹划、营建厂房和五个月的组装，于1880年9月16日正式开工生产。厂中雇了13个德国人，其中有两人任翻译，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聘雇外国技师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近代机器工业的技术人才。左宗棠指示赖长挑选幼年兵丁入局学习，“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个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织呢局的创办经费和投产后的日常经费全部由官筹给。其创办经费近31万两，日常经费从开工到1883年停工，粗略推算当不少于20万～30万两，共计60万两左右。可见，兰州织呢局属于官办的民族性较强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甘肃织呢局一开工，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注意。《申报》在1881年5月末评论说：“左侯创设此举本属极好，机器亦系上等之物，奈羊毛及绒均未能精美。缘所延西人言语不通，虽有通事亦不可深恃，以至有此美举而仍无佳货，殊为可惜云。按兰州设立织呢局，事属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但是，甘肃织呢局存在着严重问题。
一是原料问题。左宗棠筹建织呢局时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原料供应不成问题。可甘肃养羊业原来虽较发达，但因连年战乱受到破坏，没有得到恢复，造成织呢“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而且，这些羊毛的质量也差，“很粗很杂，弄得每天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这样低劣的羊毛，自然“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就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使是织毡子，原料也粗”。
二是水源问题。织呢生产过程中清洗和漂染，均需充足而成分较纯的水。可是，织呢局“水源不足，能找到一点水也含着硷（jiǎn）（碱的异体字），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疋（pǐ）（即匹）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
三是织呢局因官办，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缺乏良好的管理”。外国技师因翻译人员能力差，“教导工作很困难”，“织呢局还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甚至像缺乏水源那样重大的问题，“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局中开支亦繁”。要解决这些问题，《申报》认为：“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
四是市场销售问题。甘肃织呢局产品，除一部分供军用外，还有一部分供应市场。织呢局因原料、水源和生产管理，以及交通运输等问题，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价格昂贵，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当时，《大清国》报就说，织呢局的产品，“在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同时，甘肃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战乱影响，购买力低，何况“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因此，织呢局因“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产品没有销售市场”。
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织呢局因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被迫停工。光绪十年四月（次年5月），谭钟麟奏请将织呢局正式裁撤停办。这时，左宗棠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写信给谭钟麟说：“甘省呢毯苦无销路，金陵为各省通商之区，招商集股，开办织呢，易于集事，采办各项亦便”，故让赖长“率同艺徒，将局用机器运赴江南”。这不仅是为了挽救甘肃织呢局，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招商集股，将原来官办的这个近代毛纺厂发展成为商办的资本主义毛纺厂。但是，左宗棠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而，这个我国第一个近代毛纺织厂开工三年，就被迫停办。
究其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低和销路差以外，还反映了织呢局的生产管理和在技术人员的培养上，特别是对机器的保养与维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有多方面原因，但若将甘肃织呢局与福州船政局相比较，就会发现甘肃织呢局的筹办，不如福州船政局那样全面、周详、稳妥。因而，陈炽就说：“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左宗棠对此虽有一定责任，但因此时正忙于筹谋收回伊犁，加上年老体衰，因而无暇、无力为织呢局深思熟虑。
即使如此，左宗棠对甘肃织呢局仍尽了他的智慧和努力。他在离开西北到北京后，还对这个企业寄予希望：“十年业履，至今犹魂梦不忘！”甘肃织呢局因锅炉破裂停办，但它为随后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甘肃的毛纺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有人去甘肃织呢局旧址参观，“见厂前门楣，还标着甘肃织呢总局赤底金字”，“似是文襄公手笔”，反映了后人对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局的怀念。
甘肃织呢局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近代中国最先创办的机器毛纺织业，是毛纺织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甘肃织呢局是官办企业，经费由西征协饷开支，陕甘总督委派总办，生产民用呢绒，故其应是国有资本性质的民用近代毛纺织企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国有资本性质的毛纺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