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赴任江西遭遇家庭变故

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五日，深夜两点半钟（丑正二刻），正在安徽小池驿驿站酣睡的曾国藩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曾国藩春风得意马蹄疾，急着赴江西主持乡试，白天贪赶路程，晚上睡得特别沉，没想到在睡得最香的时候被叫醒了。

贴身仆人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披上衣服，打开了房门。依稀的月光下，站着一个乡间打扮的年轻人，通报自己是从湘乡白玉堂来。

听到这话，曾国藩大吃一惊，立刻睡意全无。

湘乡白玉堂，是他的老家。老家派人来在深更半夜叫醒他，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家里出现了重大变故！

果然，那人告诉他，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去世了。

曾国藩真如五雷轰顶，一阵眩晕，天旋地转。旁边已经纷纷起来的仆人们忙一把搀住了他，扶他坐在椅子上。他泪如雨下，完全想不到，“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

母亲是曾家的功臣。江氏嫁到曾家之时，上面有公公婆婆、太公公太婆婆，下面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公公性格暴烈，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很难侍候。曾麟书性格内向懦弱，又常年以读书为业，因此家中内政大小事情都要靠江氏一个人操持。她又为曾家生下养大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一生劳苦，可以想见。

在她的支撑之下，丈夫四十多岁终于考上了秀才，读书一生，总算是有了个交代。更主要的是，长子曾国藩居然中了进士，做了高官。自己也因为曾国藩为官而获封为“一品夫人”。如果没有她的一生辛苦，曾家不可能这样兴旺发达。

所以，她也算有福之人。但是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再见到长子曾国藩和离家时才一岁的长孙曾纪泽。曾国藩后来在京又生了七个孩子，她都没有见到过。

虽然不识什么字，但是江氏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就是长子来信，听丈夫读给她听。有时候长子长时间不来信，她就寝食不安，生怕出什么意外，甚至到神像面前去祈祷。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八日，曾国荃在信中说：“前次有五十余天未接兄信，（母亲）不胜系怀，常常祝祷神明，祈佑兄体。”

哪怕她老人家再多活几个月，等曾国藩完成主考任务回家见上一面，曾国藩也不会如此难过。

冥冥中真似有天意。

传统时代，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家守孝。因此这个主考是做不成了。曾国藩很快平静下来。他毕竟理学修养深厚，长于克制情绪。天将亮时，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计划了一遍，首先坐在桌前，给北京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安排他们如何返回湖南的事宜。既然已不能继续为官，家人也无法在北京长住了。

接着计划自己如何返回湖南。他一开始计划从小池驿走二百里，到长江边上，沿长江坐船到达武昌，再由武昌转赴湖南。这是最快捷的路径。

但后来盘算之下，还是决定先绕道江西，再由江西回转湖北。因为这样可以打一次“秋风”：他既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奠金和程仪等项。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则曾国藩会因为江西主考收入数千两。如今这项收入落空，而办理丧事及京师家属回南又需要大笔费用。曾国藩想来想去，除了收取奠金，别无他法。

曾国藩到了江西，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

江西送奠仪千两，外有门包百金。

正是这千两奠金救了他的急。手里有了钱，三十日他从九江开船赴湖北，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二十三日到家，扑到母亲棺前伏地大哭。“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

2．为什么出山？

传统时代，办一次丧事需要耗费巨大精力。

在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重视风水，而寻找一块上好的吉地，非数月不可。因此九月十三日，曾家将江太夫人暂时葬在腰里屋后的山上，准备将来寻找到吉地再正式安葬。

丧事料理粗毕，曾国藩就把随他回到湖南的三个仆人丁贵、孙福和王荆七都打发回了各自的老家。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

然后他在家里自己动手，打扫干净一间书房，静下心来开始读书。

十三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再继续在京为官了。他已经看出来，在现在这个官场的大背景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的。现在自己官居二品，已经完成了光大家门、光宗耀祖的任务。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兴趣，追慕王引之父子，只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学问。如今，他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接下来，他想转换人生重点，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

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却又想起他来了。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下午四点，天已黄昏，曾国藩正打算掩上书卷到书房外走一走的时候，听到门口有马嘶声。一会儿，家人来报，巡抚大人专差送来一封公文。

曾国藩打开夹板，取出公文，原来是湖南巡抚衙门遣人送来一封咨文。咨文转录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原来，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

前面说过，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六年前，曾国藩就曾经预测，数年后将天下大乱。果然，道光三十年（1850）底，就在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了。这支一开始并不为人注意的队伍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不久就建号称王，并且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越战越强，人数发展到近三十万人，竟然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

咸丰皇帝“吃睡不安”，所以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外，还诏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出山，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如今虽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但仍然随时可能南下，因此加强防务是当务之急。

接到这道咨文，毫无思想准备的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对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当然是非常关心的。武昌陷落，曾国藩的朋友、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城门上吊死，他的妻子、长子和大孙女一并自杀，二儿子儿媳皆被太平军掠去。常大淳也是湖南人，和曾国藩很熟，两家来往很密切，八年前曾国藩还一度想和他结为儿女亲家。

然而曾国藩并不打算出山。

第一，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为父母守孝是天大的事。

第二，即使他没有重孝在身，他一个文官，从来没有带过一天兵，打过一次仗。由文转武，带兵打仗，岂是那么容易的？在皇帝命令之前，刘蓉就曾请他参加地方办理团练事务，曾国藩在回复他的信中说：“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

第三，也是更关键的，他对于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信心，判定他不是大有为之主。作为官场上的一只倦鸟，刚刚归巢，怎肯复出？

所以他没有迟疑，当天就开始起草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

但是，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的时候，他的好友郭嵩焘到家里来吊孝。郭嵩焘与曾国藩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力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

也就是说，你以前总在信里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没法兴革，你的政治理想没法实现。乱世出英雄，现在天下大乱，岂不正是你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好时机？你成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现在，不正是上天给的机会吗？

曾国藩一听，也恍然惊醒。是啊，在正常情况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得不到施展的。但是天下大乱，秩序崩解，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岂不就为他赤地立新、开创局面提供了难得之机吗？曾国藩自当官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怎么能放过这个试验自己经世之才再造这个世界的机会？

曾国藩最终决定，出来给皇帝卖命。

3．在长沙，成为众矢之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来到了长沙。

他不出山则已，出来就想大干一场，所以一到长沙，就设置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要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管理起来。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湖南历来是会党之渊薮，太平军一走，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各地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也跟着兴风作浪，因此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皇帝命他帮同办理团练的谕旨原文是“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所以出山伊始，曾国藩即以“剿匪”为首要任务。

他说：“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

一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他把全省各地民间团练武装召集到一起，加以训练，然后四出搜“剿”土匪。土匪大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咸丰三年（1853）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接到湖南耒阳县的禀报，说附近有土匪啸聚，曾国藩当即派团练八百人前往围剿，土匪即闻风而散。这年五月，江西的土匪又窜入湖南，曾国藩派部防堵，斩刈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七月，团练在兴宁剿匪，一战毙俘二百余人，声名大振。随着这几次战役，各地土匪不敢再出头活动，湖南的形势稳定了下来。

接下来，曾国藩又把工作重点放在除暴安良，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上。

到长沙后不久，他就在馆内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就是成立了一个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他在审案局内发布了一道《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除了土匪外还要严办三种人。

第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

第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

第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

曾国藩说，这几类人，行为恶劣者，可以“格杀勿论”，“就地正法”。这道盖着“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官钤的布告，遍布湖南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一股恐怖气氛在湖南全省蔓延开来。

曾国藩可不只是吓唬吓唬人，他是真敢动手。在这个指挥中心里，曾国藩“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

在审案局内，才四个月，他“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

他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放在车上，那些罪不至死的地痞流氓，抓获之后，枷入木笼游街。游罢了也不取出，还是关在里面，直到站死、饿死为止。

曾国藩从此成了“曾剃头”。他的铁腕和残忍令人吃惊。儒家本教人以“好生之仁”，曾国藩为什么一出山就杀人如麻呢？

曾国藩认为，他现在杀的这些人，正是以前那些年早就应该杀掉的。太平天国起义，正是因为各地地方官不负责任，拖延放任治安案件不及时处理，对那些地痞流氓杀得太少，让地方黑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才造成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在写给咸丰的汇报中说：“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

在给老友冯卓怀（树堂）的信中，曾国藩也解释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养贼作子，重兴萌孽而贻大患乎？”

另一个想法，是治乱世要用重典。

曾国藩对皇帝汇报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在给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也自言“札各处绅士缚著名之痞匪，差为响应，至则斩刈，不敢复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敢再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

但是，关于曾国藩的非议也渐渐浮起。曾国藩勇于任事，湖南全省的地方官不但不感激他，相反都开始厌恶他，认为他过于残酷。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流传开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封建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他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

昨城内捆献土匪，本交善化县。敝处闻信即提来，已立枭二人矣。

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曾国藩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块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了事。

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

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就是说，我在北京做京官，对如今的官风非常了解。二三十年以来，官僚集团都争着做老好人，养成了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谁要是对国家有些责任感，敢做一些事，就会被批评为不成熟、好表现自己。我就是要破一破这种官风。

确实，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

其实早在入仕之初，曾国藩就从学理上给出了解决天下问题的思路。他说：

至于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现在皇帝授权给他，不啻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曾国藩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振玩”的实践。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曾国藩信心满满。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4．遭遇真正挫折：差点儿被兵痞杀了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皇帝给曾国藩的命令，头一条是办理团练，也就是训练小型地方武装。但是曾国藩却不想这样办。因为面对严重的形势，小打小闹是不管用的。要练，就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出来。所以曾国藩到了长沙，在抓治安的同时，还着手创建了一支崭新的军队“湘军”。

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而曾国藩建立湘军，注意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因此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这当然是好事，没想到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大祸。

和过去一样，在练兵问题上，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

和各地的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让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三日、八日，与湘军一起“会操”。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坏处呢？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曾国藩办的是团练，是民兵，他没权把手伸到绿营这里。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曾国藩说：

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贼匪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

也就是说，清德这个人平时贪图安逸，不管理军营事务。去年九月十八日，太平军进攻长沙，挖地道放炸药轰塌了南城。就在城里人心惶惶的时候，清德竟然偷偷摘掉军官的官帽，藏到民房里。他所带领的士兵，也脱去军装，扔了一大街，到今天仍然是长沙人的笑柄。

在奏折中，曾国藩还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

咸丰皇帝最恨的就是临阵逃脱的将领，而且他也认为曾国藩这个人比较诚实，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说谎话。于是六月二十九日，咸丰皇帝下旨，将清德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

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是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日，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

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

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和曾国藩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

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夺门而逃，几步跑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绿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装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了。

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

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地拥着这几人而去。

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

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清人所绘骆秉章画像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能寐。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的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述一番！

然而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好汉被人家打掉了牙，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第六章

1．创建湘军的苦心与良心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也就是训练点“民兵”。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靖，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

然而曾国藩志不在此。曾国藩早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

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咸丰三年（1853），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时，特意这样强调：“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1)只是用于地方自卫，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以防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是到了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仍然非常周到细致。

在这样的限制下，团练规模太小，训练不精，不但打不了太平军，对付土匪都没什么大用。曾国藩曾给张亮基写信这样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弓，怄怯四窜，难可遽镇也。”(2)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团练，但是土匪一来，百姓仍然是四处乱跑，因为他们都知道团练不顶事。事实也是如此，自咸丰三年各省举办团练起，大多“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讲求……无事则恃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逃遁，流为盗贼”(3)。没事时，团练的作用是扰民，有事时，团练率先逃跑，有的还干脆变为土匪。

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暗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后来湘军势大之后，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胜保曾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

而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条国家根本原则。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样一件事呢？

首先是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起义都非常不同。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则天下人不光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的统治。

与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不同，考秀才四次失利后，洪秀全就放弃了科举生涯，凭着一本传教士发给他的小册子，和自己发高烧时一个离奇的梦，创建了“拜上帝会”，然后到广西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道光三十年（1850）底，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之际，洪秀全也在金田率领自己的教徒宣布起义。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是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虽然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发挥）。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中国文化。但是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中国经典，扫灭所有中国传统信仰。

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庵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6)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后会被尊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即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敬畏神明。李自成到曲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祀文昌帝君。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舍、毁坏孔子的神位，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也是遍地狼藉。自郴州起，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一定先烧毁庙宇，即使是忠臣义士，像关羽、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砍掉了神像的脑袋；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这实在是鬼神共愤，冥冥之中希望雪耻复仇的！

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过大抵皆然。比如太平天国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处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石帆楼数椽，余则荡然无存”(7)。太平军经句容，毁曲山宫观，“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贶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宫观数十区，投诸一炬”(8)。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9)。有名的天宁禅寺，“庚申之变，案卷沦失，碑毁无存”(10)。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11)，“虎丘唯剩一塔”(12)。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更是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炸掉，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门，所有“寺观庙宇，或焚或拆”(13)。

除了建筑之外，书籍毁坏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以中国书籍皆为妖书，大加焚毁。“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4)搜到各家的藏书，一担一担地挑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火来烧。烧着费劲，就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人一同都斩首。

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苏台麋鹿记》也说：“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溷厕中，时有断简残编。”

曾国藩是理学家，在他眼中，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他在《讨粤匪檄》中说，太平天国不仅是大清这个王朝的敌人，也是中国这个文化体的敌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全部毁灭的危险。这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孟子知道了，也会在地下痛哭失声。

所以他以“扶持名教”自任，“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他出山的目的是“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太平天国威胁巨大，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军队呢？

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无法改造了。

事实上，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件事，曾国藩已经想了好久了。早在他兼署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研究。

清代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是满族武装，绿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21)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22)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1834）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比试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和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

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士兵，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

曾国藩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痼习。”(24)

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25)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利用起来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已经没法重铸面目，再换胃肠。

因此，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

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二百年来没有过的，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

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

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办法。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些，他叫作“大团”：

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

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空虚：

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

他计划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这样一旦打仗，才能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因为不重视训练，所以见敌即溃：

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溃逃，未闻有鏖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接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这道奏折，就是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他的这个“大团”，和以往的团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一般团练都不出各乡各县，他则要在长沙立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这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

其次，以前团练选人用人不出本县，他则在全省范围内招人。

再次，他把“团练”二字拆开。以前的团练，他用“团”字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情，也就是他在审案局所做的事。他现在所做的事，则是“练”，也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

这其实就是要组建一支正式的军队。

当然，为了含糊其词，他还说：“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26)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27)，根本是两码事。曾国藩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误导皇帝。他这样一和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

湘军成军之后，曾国藩多次谈起戚继光理论，但是再没有提傅鼐一字。很显然，他打起傅鼐的招牌就是为了瞒天过海。

曾国藩当了十三年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这次却不得不欺骗皇帝。

咸丰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坏事，就在上面草草批示了十一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28)

这道批复，成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

事实证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

拿到了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

然而，创建军队岂是容易的事情。

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儿实际经验。

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

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状态，这块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

三是还没有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

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昆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一人愿意前来帮他。

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是“不食于官”。不必国家拨给经费，而是像团练那样钱粮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像团练的地方。

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29)。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曾国藩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

曾国藩到衡阳后不久，朋友郭嵩焘就建议说，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就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就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一听感觉非常有道理，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咸丰三年（1853）十月，曾国藩在衡州设厂建造战船。

然而问题来了，曾国藩找来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

曾国藩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利于仰攻，不利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

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就自己设计。湖南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曾国藩自己说：“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蚿之足，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来，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氏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33)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舰船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

当时广西巡抚劳崇光解炮二百尊赶赴湖北，在经过衡州时曾国藩将其截留，包括护送的水手也一并留下，这些人后来成了湘军水师的教练。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炸裂。早在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已经认识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经过反复研试，终于将洋炮安装在战船上，成了当时中国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内河水师。

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34)。字字不虚。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35)。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曾国藩最初拒绝出山办理团练，一个最关键的原因还不是自己不懂如何练兵，而是不愿意去筹钱。因为办团练国家不提供经费，只能自己去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早在还没有出山前，他就说过：“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36)也就是说，不要说自己脸皮薄，不愿登门劝捐，就是自己硬着头皮上门，但是自己认识的人大多非富贵人家，筹钱实在太困难。

创建湘军之后，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劝捐这一个办法。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处劝捐筹饷。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到咸丰四年（1854）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虽然弄到了一些钱，却招致地方大户的重重怨恨。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

因为劝捐，他甚至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疏于大计的咸丰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2．与咸丰帝的博弈

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逐一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难题之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巨大的难题：那就是咸丰皇帝的瞎指挥。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他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一试。”(39)

然而，咸丰皇帝却不这样想。

当初曾国藩对咸丰说，要在湖南“立一个大团”，办一个大的团练。咸丰皇帝不置可否地默许了。在咸丰看来，“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拿钱，怎么办都可以。他不清楚细节，也无时间无心思做具体的策划”(40)。湘军的创立，在咸丰的政治视野当中，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咸丰三年（1853）八月，西征军直指武汉。咸丰皇帝十分着急。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南方各省的军队大多溃败，或者集中于江南江北大营不能动用。这时咸丰才想起了曾国藩。他想起曾国藩几个月前说过，他要练一支一万人的军队，那么大半年过去了，虽然他没对书生练兵的曾国藩抱多大希望，但起码这支军队可以拿来救救急吧？

于是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令他率炮船北上增援湖北。

曾国藩这下可犯了难。此时，湘军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练兵才练到一半，军队技能还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特别是湘军水师，现在船才造了一半，威力强大的洋炮还没安上，根本没法出兵。

但是皇帝的旨意，又不能不从。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打算派部下带三千人到湖北去应付一下。但是咸丰并不同意，坚持要曾国藩亲自带全部湘军前去，他怕曾国藩再次拒绝，先给曾国藩戴了个高帽，说“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谕旨中还有“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之语，意思是曾国藩如果不出兵，就是不顾大局。(41)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以“拖”字诀来解决。于是他精心上了一道奏折，说我积极准备出兵，现在正在筹集饷银和购买洋炮，等大炮安上，军饷到手，就马上出发。

“拖”字诀发挥了作用。这道奏折上了没多久，军势形势发生变化，太平军离开湖北，开赴安徽，曾国藩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这一年十月底，太平军进攻安徽庐州，兵势凶猛，安徽不支。咸丰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与安徽巡抚江忠源会合，收复安徽失地。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怕说不动曾国藩，在上谕结尾又加了这样几句：“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这一次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按理湘军训练已经比上次充分，应该动身了。因为除了皇帝的严旨不说，安徽巡抚江忠源也是曾国藩的好友，私交很深。

江忠源字岷樵，是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此人出身不过举人，却胸怀大志，才气超群。我们以前讲到过，曾国藩做京官时俩人就相识了，江忠源拜倒在曾门之下，执弟子之礼。曾国藩在送他出门的时候说过：“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咸丰皇帝登基时，命曾国藩举荐人才，他向咸丰推荐了六位干才，江忠源就名列其中。

后来太平军入湘，江忠源散尽家财，募勇五百人抵抗。因军功先后升知府、按察使，最后授安徽巡抚。以举人数年而成巡抚，在当时也是异数。可见此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失去了他，天下形势更不可想。更何况，曾国藩另一个更为要好的朋友、儿女亲家陈源兖，也正在江忠源军中。有了这样的渊源，按理，曾国藩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兵相助。

然而曾国藩再次抗命，拒不赴援，回复皇帝说，他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现在草草一出，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现在他正不惜重金采购洋炮，训练军队，岂能因皇帝的严旨功亏一篑？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亲自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再一次命曾国藩迅速出兵。

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给皇帝上了封奏折，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动身。他说，我现在兵练得还不熟，特别是船只没有造齐，大炮没有装完，水勇没有招够，“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等待从广东购买的西洋大炮全部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

他还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意思是让咸丰皇帝统筹规划，把这四省组成一个军区统一指挥，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一回，咸丰皇帝可终于火了。你曾国藩练了点儿兵，能不能打仗还不能说，还这么拿着捏着迟迟不动，还在这指挥我怎么组织各省合防。你把自己当谁了，当成大清国的大救星了？没有你天下还真的不行了？

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亲笔批道：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现在安徽这么紧急，你再固执己见，拒不出兵，那么肯定来不及了。我以为你还算有良心，所以让你出兵，救救燃眉之急。没想到你在奏折里，替我统筹起几省的军务来了。我问你，你的才力，能统筹得了几省的兵力吗？平时你就能吹牛，觉得谁也不如你，把别的官员骂得够呛。现在怎么真有事，你又不敢出兵了？你别说别的，早点儿出兵，早一天就能早顶点儿事。你的兵虽然少，但多少总能发挥点作用。你和我吹过那么多牛，关键时刻，你快点儿给我办出成效来！

字字怒火，字字刻薄。当年被曾国藩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批评时所受到的委屈怨恨喷薄而出。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的书生。

奉到如此严苛之旨，曾国藩毫不害怕，他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了一封表面上诚恳、实则强硬非常的回奏。他说：

微臣有数条，不得不逐条陈明：

一、起行之期，必俟解炮到楚。臣所办之战船，新造者九十号，改造者百余号，合之雇载者共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一律完毕。惟炮位至少亦须八百尊，乃敷分配，计算正月之末，总可陆续解到。

二、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路往援之兵，不能遽达皖境。臣奉命由水路前往，阻隔黄州一带，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

三、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

四、饷乏兵单，微臣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必。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仰蒙圣鉴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

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人世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45)

这封奏折很长，这里只是摘录。奏折要点有四。一个是他确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正在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明年正月底才能装齐大炮出征；二是咸丰的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是辩白四省合防论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而是这几个省的总督巡抚的一致意见。

最后一条，则是对咸丰表明自己的心迹。曾国藩说，我当初本在家守孝，是你硬让我出山。我出来带兵，本来就没有经验，处处都是困难，所以不得不再三准备。如果你现在非逼着我草率出兵，我肯定会失败。与其失败之后，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我现在受你治我“畏缩不前”之罪。我一个文臣为国练兵，不能在家守孝，已经受到士林的讥讽，现在又以大言欺世，受到全天下的嘲笑，我又有什么面目自立于人世。深夜焦思，只有痛哭。

千言万语，就是现在不能出兵，你想怎么处分我，随便吧。

这封奏折写得强硬而又沉痛，句句顶着咸丰来，这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

咸丰早就知道曾国藩的脾气，现在一看这封奏折，知道曾国藩是不可能让步了，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反过来说曾国藩说得有理，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和皇帝他只能讲具体困难，和朋友他才能掏出心中的大计划。曾国藩给江忠源回信，解释他何以不出兵。他说，这次练兵，他是为天下根本之计着想，因此“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这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仓促起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

不知道江忠源是否看到了这封回信。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庐州城墙，乘势杀入。江忠源因为孤立无援，抵抗不住，转战至水闸桥边，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才四十二岁。曾国藩的亲家、候补知府陈源兖等也同时死事。曾国藩得到信息，不觉“呜呼痛哉”！

然而为了天下大局，他只能如此。咸丰皇帝把曾国藩的这点儿兵当成了芝麻盐，需要时撒一下，撒完了也就完了。而曾国藩却认为，他手中这支新的军队是天下全部的希望，不能轻易孤注一掷。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光让江忠源等朋友失望，也令湖南通省官绅对他有意见。曾国藩为了建立湘军，四处劝捐，甚至勒捐（强行摊派），从社会上筹集了大量的钱。现在国家有急，皇帝屡令他出师，他却做起了缩头乌龟，几次拒绝。社会上对他议论四起，他只是付之一笑。

给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说：

省中人言籍籍……有以书来贺我起行者，有以书来责我迟缓者，仆方付之一笑，以为不足办（辨）而已。……如仆者，尚何忌何待？然不稍为储峙，则此后更无继者，故不得不稍慎也。

省城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写信来祝贺我出发，有的写信来责备我迟缓。我都付之一笑。我对个人得失没什么想法，怕的是如果不好好准备，轻率出动，失败之后，整个天下就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镇压太平天国了。

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解释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窳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49)

也就是说，我这次训练湘军，必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练成能而百战艰难的士兵。如果草率出兵，带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拿着劣质的兵器，和虎狼一样的太平军作战，没交锋就已经先败了。所以我决心日夜训练，劣质兵器一律淘汰替换。虽然别人讥讽我浪费军饷，不敢迎难而上，我也不怕。

这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曾国藩这几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但是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咸丰头脑中的“刺头”印象。自从登基以来，还没有人像曾国藩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硬顶撞他，如此坚决地拒绝他的命令。只因湖南鞭长莫及，他对这支湘军本来也没抱什么太大希望，这才没有对曾国藩追究到底。但是他对曾国藩的反感与日俱增。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但损折了好友的性命，也送了自己座师的老命。

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是吴文镕。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由于有“剿贼”经验，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湖北形势危急之际，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时，吴文镕是主考官之一。所以按当时惯例，曾国藩要称吴文镕为“座师”。两人关系一向亲近，曾国藩的日记中留下了二人交往的多次记录。吴文镕出任江西巡抚时，曾国藩专门送别，并赋长诗以志怀。

吴文镕到达武昌之时，全城已经逃徙一空，官兵仓皇无计，人心涣散。吴文镕临危不乱，传集僚属，誓以死守。他当日就住在保安门城楼之上，示与守城官兵共生死之意，当时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师爷，也无亲兵夫役。他在城楼上昼夜处理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因此人心稍定，溃兵稍集。太平军看到城守严密，不得不退守下游，不敢直接进攻省城。

此时的湖北巡抚是崇纶，满洲正黄旗人，为人工于结纳，善于钻营，所以升得很快。但此人贪生怕死，当太平军围困武汉之时，他急于保命，要求自己带队出兵，实际是想借机出城逃跑，吴文镕一眼看穿了他的把戏，拒绝了他的计划，于是他对吴恨之入骨。

不久太平军再次逼近省城。吴文镕与曾国藩反复飞递书信，商量用兵大计。曾国藩说现在太平军势盛，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所以劝吴文镕死守武昌，约定明年初，待湘军水师建成，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镕里应外合，夹击太平军。

可是，崇纶却千方百计地想把吴文镕逼死。他上疏咸丰，弹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

咸丰皇帝本来就没有主意，又急于求成，于是也催吴文镕出战。

曾国藩闻之，心急如焚，马上给吴文镕写信说，千万不要出武昌，即使因此受到处分，也不必害怕：“窃念吾师之进退，系南北两湖之安危，即系天下之利害。……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就是说让他顶住皇帝的压力，守好省城，等自己明年初练好兵，再与之会合，与太平军决一死战。曾国藩十分担忧座师早早出城，因而信尾说：“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52)

但是吴文镕没有曾国藩的定力。在政敌和皇帝的交迫之下，吴文镕愤懑无比地说：“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吴文镕不得不再次写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回信说“每念吾师孤军在外，恨不得奋飞至前也”(53)，但他现在“专望广东之九万金来，为起行之资”。可是广东起运的西洋炮至今未到，因此“尚不能起行”，为此“焦灼难状”(54)。

吴文镕毕竟不是咸丰，他是个明大理的人。他在重围之中又一次给曾国藩去信，反劝曾国藩稳重，不要因为自己这里危急而轻易出兵。他说：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55)

就是说，我如今为崇纶所逼，不得不以一死报国，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你所练水师各军，必要等到稍有把握，然后才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恐怕你要是失败了，就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我是万无生理之人，你是大有希望之人，所以我们选择报国的方式，自必不同。

曾国藩读到信，泪如雨下。

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清军不敌，吴文镕投塘自杀。

吴文镕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镕在清政府有很高的地位，吴文镕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

江为挚友，吴为恩师，但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江、吴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庐州、武昌也迭遭沦陷。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从战略上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

可以说，在湘军创建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公尝以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尝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矣。”(56)

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以蚊子背起大山，蜈蚣想游过大河自比。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

曾国藩后来说，如果他有时间，就会写一本“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经过一年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

3．曾国藩的第一次自杀和湘潭大捷

曾国藩顶住了重重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

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

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在衡州城西演武场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一万七千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各式战船三百六十艘载大炮五六百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衡州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据守于此，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

此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战船密布，桅樯如林；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数千里连营结寨，战鼓如雷，气势远非湘军可比。但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如采取攻坚，部队伤亡可能较大，决定对长沙围而不攻，一部从陆路绕过长沙，疾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部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靖港（靖港位于资水入湘之口，距会城六十里），对长沙形成包围圈。曾国藩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缺粮草，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

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塔齐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齐布出身满族，本是三等护卫，后来被派往湖南，任绿营守备，防备太平军。在曾国藩约集绿营会操时，其他绿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只有他恭谨听命，且“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见而伟其才”(58)，因其忠勇可靠，识拔他于绿营军中，委以重任。派他做先锋，曾国藩是放心的。

塔齐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然而，就在这天夜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靖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说靖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长沙乡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已做浮桥济师，机不可失。’”(59)说是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人，防守薄弱。

曾国藩一算，除了后继五营，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三千多，处于绝对优势，胜算极大。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

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

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靖港。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是首战必胜。先打弱敌、首战必胜，历来是用兵重要原则，这样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为军队开个好头。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以多击少，以百练之师攻击太平军一个分支，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把握。

四月初二日（公历4月28日）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从长沙出发，很快到达了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曾国藩在这里驻扎下来建立指挥部，命水师五营顺流而下，直攻靖港。

曾国藩在衡阳苦练湘军，今天终于要真刀真枪开始战斗了。他信心满满，不用半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他的声威，湘军的声望，必因此一战而稳固建立。

然而战斗的进程远远不是曾国藩所想象。靖港太平军远远比民兵们汇报的多得多，而且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一见湘军水师到来，立即以岸上的密集火炮发炮射击。此时恰逢天公不作美，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本应回撤躲避，无奈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水师哨船首先中炮起火，后面的船乱成一片。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

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太平军陆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水里出动了二百只小划船，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抛送火球，袭击敌船。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或者被烧。

驻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已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败兵争逃活命，抢渡浮桥，浮桥被挤塌了，溺死者无数。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然而也无济于事，败兵纷纷从他身边绕过，砍也砍不过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60)

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惨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眼前马上浮现出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铜官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中。不成功，就成仁，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61)幸亏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马上跳下去相救，强把他拉到船上来。

曾国藩仍然不罢休，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人们日夜看守，不让他有机可乘。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

其实一开始，湖南官场就对曾国藩没有什么信心，没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觉得他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靖港前，“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62)。塔齐布去攻打湘潭时，“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63)。

现在，你看，果然，曾国藩灰溜溜地回来了吧！回到长沙城外，曾国藩不出意外地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起豹说曾国藩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曾国藩进城。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舟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座船咫尺之遥，但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无一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在城门口被老百姓追着打，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以布政使徐有壬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回忆说：“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64)曾国藩年谱也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65)

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他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藩司陶恩培、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恒被谯呵，甚有挞逐者。”(66)

曾国藩羞愧至极，那身湿衣服说什么也不脱下来，他不吃不喝，不洗头不洗脸，只是坐在那奋笔疾书，起草遗折，也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找机会寻死。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文正衣湿衣，蓬首跣足，劝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峰，再草遗嘱，处分后事，将以翼日自裁。”(67)曾国藩在遗疏中说：“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68)他还嘱咐弟弟曾国葆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还嘱咐不可办葬礼，不收礼金。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提心吊胆。

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葆闯了进来：“大哥，塔齐布来信了，湘潭大胜！”

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三月二十八日（公历4月25日），塔齐布奉曾国藩之命，率部赶到湘潭城外。塔齐布是一员猛将，一到之后，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湘军非常奋勇。塔齐布“手执大旗，麾各路兵勇奋勇向前，周凤山严督后队继进，手刃临阵退缩之勇七人”(69)。湘军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官军用命，勇敢无畏。除此之外，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四月初一日（公历4月27日），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五营也到了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曾一再推迟出征日期，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出征之时，他军中的洋炮已达六百尊，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火力凶猛，射击准确，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褚汝航亲开大炮……营官彭玉麟、杨载福亲坐舢板小船往来督战，炮声如雷，湘波鼎沸。”(70)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曾国藩后来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71)

四月初五日（公历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

湘潭之战，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毙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太平军精锐林绍璋部几乎全军覆灭。

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72)湘潭失守，靖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自动撤退，长沙之围遂宣告解除。

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迟明，捷报至，官军拔湘潭，燔贼船数千，殄灭无遗种，靖港贼亦遁。文正笑曰：‘死生盖有命哉。’乃重整水陆军。”(73)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非常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一百万两(74)，拨付广西，以求迅速建功。他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咸丰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广西巡抚周天爵、钦差大臣李星沅、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等人前往镇压。他也在宫中日夜不停，阅读战报，下达指示，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很佩服。在咸丰看来，他花了这么大力气，这些边远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然而怎知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二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咸丰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说，“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75)。咸丰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志”，“或苟且捏饰以偷生，或仅一死以塞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而越盛。

从《清实录》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朱批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76)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77)，以坏其风水。

《清实录》档案

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稗史记载，太平军北伐时，他曾对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78)

也就是说，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但是没亡国。崇祯很勤政，却亡国了。如果太平天国势大，明代亡国的事要重演了。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啊。

可见当时咸丰对局势悲观至极。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已经被太平军打得六神无主，接到这一报告，第一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二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向他打听实情，袁氏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告，他这才相信。皇帝大喜过望，兴奋异常，竟然当天顺手赏了袁氏一个知府肥缺。“湘潭克复，奏捷至京师，大臣或指为妄。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芳瑛，问所以破贼状。”“因举颠末为上备陈之。上大悦，即日授芳瑛松江知府，而公（曾国藩）志以明。”(79)

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80)，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顶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文武官大惭沮，有壬诣国藩谢。”(81)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长沙全城民众则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之际，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塔齐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叹”(82)，以为他是神人。

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多少年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83)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84)“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85)“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86)

4．湘军团队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一百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所向披靡呢？

换句话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那么绿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

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87)。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

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元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88)。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晚清军队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儿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89)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位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儿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

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月四两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三四倍。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

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90)湘军在招募时，往往“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91)。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一万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多，后来达到了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

绿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92)这是因为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每逢战争“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以辖黔镇”(93)临时组成军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让你移栽一棵大树你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儿西砍一根儿然后捆到一起绑成个大树的形状但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94)的局面所以绿营“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95)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忌败不相救”(96)

在致李鸿章和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苦者，莫大于‘兵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97)“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顷者。”(98)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一支军队却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一支就非常嫉妒，怕胜者得到赏银，怕别人升官。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复起”(99)，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100)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这个“湘”字，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他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101)。老乡观念，达到极致。(102)

这样，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彼此有一种“恩义”在。这样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湘军就像一棵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103)

这就解决了绿营兵的“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104)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这是湘军与绿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调遣，实际上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105)

第三个不同，是选人原则的不同。

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选士人领山农”(106)。“选士人”，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很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104名。

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军事是一项专门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

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他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

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107)。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冠时”(108)在他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109)入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110)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

有开有合”(111)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罗泽南带兵的方式，也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112)。每天白天打仗，晚上他把部下召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扁，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113)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114)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115)

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116)

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117)

所以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选士人的下一句，是“领山农”。

什么叫“领山农”呢？

绿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兵源不好。中国传统时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118)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119)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20)。

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121)

所以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122)

就是说，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

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和贻误军机。臣等一军……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123)

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除了以上几点，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

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124)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极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他说：

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其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125)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126)。《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127)“视死如归，赤身扑敌。”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128)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

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如前所述，他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为了达到效果，他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29)除了宣讲之外，他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爱民歌》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130)

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黻说：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131)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132)。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133)，是他的切身体会。

(1)　王先谦：《东华录（咸丰朝）》卷十九。

(2)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3)　《清史稿》4，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03页。

(4)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胜保折》，《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转引自池子华：《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5)　柯悟迟、陆筠撰，祁龙威校注：《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7)　李丙荣：《重建甘露寺供殿记》。载于镇江北固山风景区编：《北固山碑文选》，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8)　《续纂句容县志》，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676页。

(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页。

(10)　杜洁祥主编：《武进天宁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第365页。

(11)　《木渎小志》卷五，第4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1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1页。

(14)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15)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上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16)　朱保熙纂修：《巴溪志·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刻本。转引自左王河：《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17)　光绪《嘉定县志》卷九，光绪《奉贤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刻本。转引自左玉河：《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19)　柯悟迟、陆筠撰，祁龙威校注：《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2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21)　［俄］叶·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22)　同上。

(2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页。

(25)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

(26)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27)　清代嘉庆年间，湘西苗族起义，时任凤凰厅同知的傅鼐率领团练镇压有功。

(2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29)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430页。

(30)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

(31)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71页。

(3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87页。

(3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

(34)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35)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64页。

(3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90页。

(3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2页。

(38)　陈兆祦主编：《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1349页。

(3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13页。

(40)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4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3页。

(42)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0页。

(4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2页。

(44)　同上。

(45)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4～117页。

(46)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4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4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64页。

(4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71页。

(5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90页。

(5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

(52)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95页。

(5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59页。

(5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7页。

(5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

(5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2页。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7页。

(58)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3页。

(59)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60)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61)　同上。

(6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页。

(63)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6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

(6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1页。

(66)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2页。

(67)　章寿麟等：《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514页。

(6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5～166页。

(69)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6页。

(7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8页。

(7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6页。

(7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1页。

(73)　章寿麟等：《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514页。

(74)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342页。转引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75)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0页。

(76)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77)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岳麓书社，2000年，第872页。

(78)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上，第14页。转引自沈嘉荣：《太平天国史略》，南京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79)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三卷，光绪十六年刊本。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29页。袁芳瑛，湖南湘潭人，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

(8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81)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27页。

(82)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9页。

(8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94页。

(84)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

(85)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3页。

(86)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76页。

(87)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7页。

(88)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六，第9547页。转引自郭太风：《迈向现代化的沉重步履》，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

(89)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

(90)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70页。

(91)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38页。

(92)　《江忠源集　王錱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38页。

(9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

(9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0页。

(95)　赵畇：《遂翁自订年谱》咸丰二年。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96)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0页。

(9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

(9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5页。

(9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

(100)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

(101)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页。

(102)　除了都是老乡之外，湘军军官之间的关系还错综复杂，大家相互间都是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关系。比如罗泽南和王錱、李续宾、李续宜三人是师生关系；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从军；江忠源兄弟五人从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兄弟三人，王錱、王勋兄弟，也都是兄弟兵。至于姻亲关系就更复杂了，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

(103)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

(10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8页。

(105)　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朝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

(106)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37页。

(10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70页。

(108)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59页。

(109)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05页。

(110)　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8页。

(111)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11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45页。

(113)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1915年，第164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114)　《异辞录》第1卷，第23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11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498页。

(11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101页。

(1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18)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2页。

(11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9页。

(12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12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1页。

(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437页。

(12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65页。

(124)　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3，巴蜀书社，2000年，第847页。

(125)　俞炳坤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7～408页。

(126)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2，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217页。

(127)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5页。

(12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1页。

(12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00页。

(13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98页。

(13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44～45页。

(13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73页。

(133)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

第七章

1．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靖港小挫，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扬扬，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吉”，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

他住在长沙城外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汰旧换新。

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

绿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是“集而复溃，溃而复集”，就是说，敌人一来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越没有战斗力。

曾国藩决心改掉绿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首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胜利？是因为塔齐布是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

湘乡知县朱孙诒，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时，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一途建功立业，但是曾国葆一军在战争中表现不好，也在被裁之列，被曾国藩赶回家乡。曾国葆回到家乡后感觉无脸见人，几年闭门深居，足不出户。

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一万七千人，一下子只剩下了五千人。

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齐布部、罗泽南部、彭玉麟部、杨载福部因此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万人以上。

从此之后，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2．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六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

北上的第一道关口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迎。太平军水师舰船当中大多数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大败而归，损失船舶一百余只。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城陵矶要塞。

湘军乘胜追击，七月十八日，塔齐布率军首先赶到城陵矶，双方展开大战。城陵矶由太平军名将曾天养驻扎。塔齐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年已六十的曾天养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这一仗短兵相接，因此打得异常激烈。战斗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施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当他在湘军阵营中发现塔齐布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冲入敌阵，直刺塔齐布。塔齐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齐布的坐骑。但是塔齐布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蹶人倒，被湘军士兵乱刀杀死。

曾天养战死对太平军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则一鼓作气，塔齐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七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十三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

城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露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说，当初创办水师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刚柔牌”都没有效果。后来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相率植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1)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勇悍。

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须从争夺武汉下手，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全力谋取此城。

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奋勇迎战。曾国藩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缗”。湘军水师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相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营垒全部丧失。

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气势汹汹，丧失信心，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亦弃城逃走。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

而且他们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汉水河身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起，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霈得知消息，率先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捷音之至也。”(2)

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齐布会衔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案前。

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定都金陵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要战略据点，几乎没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湘潭、岳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3)并立即按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

发出这道批示，咸丰皇帝又召见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儿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就在这时，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4)

也就是说，曾国藩本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吧？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3．曾国藩的敌人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祁寯藻，而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蕴章。

不论哪个人，都是曾国藩的对头。

祁寯藻（1793—1866）是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首揆席”(5)，用他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军机大臣。

此人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

往在京师，如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诸老（皆为大学士—作者注），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6)

从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祁氏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并激化。

我们读祁氏日记，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非常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就曾在日记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

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类如是耶？

他经常在日记当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

自箴云：机心丧守，机言丧口。大匠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惟知机，是以失机。夫惟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

我们看祁氏文集，其中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际，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7)这是他一贯的“和稀泥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祁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和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退缩，琐屑”，祁氏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习一弊疏》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8)，实际上也是批祁，因为他入军机十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建树。

虽然当初是祁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然而，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曾国藩对祁寯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此老是没有丝毫好感的。

但是在“谐媚软熟”的同时，祁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祖制成法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不能更动。

祁寯藻画像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满汉一家不分轻重然而实际上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政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抚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9)在军事上满人更是绝对的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二百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先皇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斯制所由来旧矣”(10)在咸丰以前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员参与兵事亦不过仅“供奔走之役”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当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

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和隆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文蔚、特依顺皆是宗室或亲贵

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枝”，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

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任陕西巡抚时，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蓉，说刘蓉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尤而效之，将成尾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行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颠倒黑白，令人愤悒”(11)。而祁氏却在日记当中说：

陈小舫廷经御史驳刘中丞蓉折，言虽太尽，义则凛然。中外相维，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折骄帅，亦不为过也。（《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

由此可见，祁寯藻一直是非常注意“中外相维，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

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枝，这些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了。祁寯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说话小心并不是不说话，关键是说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要值得。

所以祁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鞋穿，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祁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祁氏肯定说过其他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中说进此谗言的是祁寯藻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抵排。”(12)《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祁氏“抑曾国藩，世颇讥其偏”。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祁寯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问题上，他与肃顺产生了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

“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寯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请罢。”(13)可见他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

因此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提到祁寯藻时仍然难以保持平和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莫子偲、穆海航来看病，畅谈，语次有讥讽祁春浦，过于激厉，退而悔之。”(14)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祁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字。可见两人芥蒂之深。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主张和祁寯藻大同小异。彭是江苏人，和祁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祁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蕴章传》称：“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有会议，必持详慎。”(15)也是曾国藩所说的“谐媚软熟之人”。茅海建说，他后来能在祁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16)。

他和祁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总出格，在京官时就不断出位妄言，批评人时把京官“一网打尽”。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中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

因此，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中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是彭蕴章。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蕴章在枢府日，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处大捷，文宗临朝嗟赏。蕴章忽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师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亦开口了。’肃顺将此语述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17)后来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18)

如果放在承平年代，祁、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二百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

因而，薛福成评他们“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以后，曾经专门给祁氏写信，其中说，“盗贼未稍息而将才屡失”，建议“吾师学究天人，荩念独深，固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祖制”，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将才”。可惜他们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

然而，这些迂腐无识的话，却偏能入庸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咸丰一听，悚然一惊，“默然变色者久之”(19)。

可不是吗？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抵挡得往？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20)

咸丰马上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但此时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怎么办？

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21)

就是说，曾国藩你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巡抚我再另派人。

4．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实在太难了。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

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负“能战”之名，仍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22)，而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中，他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

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23)

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位子，湖北全省都可以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

不过，他还是得上疏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孝中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后又说：

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遽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关防，仍由督臣收存。(24)

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得太早了。对啊，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现在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见了曾国藩这封奏疏，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25)

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所以你没辞之时，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

接着，转羞为恼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

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26)

我上道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行申饬！

这句话倒打一耙，实可谓鸡贼之至。

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万万没想到，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下达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霈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行申饬”。这分明是大功不赏。

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

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以投水自杀，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皇帝就是不能理解。

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27)居然这么快变成了现实。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

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下去。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莫释”。因此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这样“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28)，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剪枝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

所以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一万多名马队步卒，起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绿营兵在南京西南建立了一座江南大营。

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夹攻拿下南京。因此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进攻，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攻下来。

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就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29)

他同样威胁江北大营主帅琦善：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30)

他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快，快，再快些，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时，他骂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31)，要求他“迅速出境”，出了湖南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毋得再有迟误”。拿下了岳州，他指示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32)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就急着催促：“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有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师劳饷乏。”(33)攻下武汉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迅奏肤功。”(34)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的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是一个根本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35)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据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曾国藩说建立根据地是军事的基础“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曹操）之兖州唐之首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36)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这就是“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战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一职务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37)。

曾国藩曾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

一是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且“屡胜之余，志骄气溢，殊觉散佚，暗伏挫败之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

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实力，湘军若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迅速东下江西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军火、银米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38)。

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是有远见的。但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9页。

(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8页。

(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4页。

(4)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5)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344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75页。

(7)　史载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公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公芝昌会试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出自曾国藩弟子黎庶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

(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页。

(9)　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巴蜀书社，1988年，第2页。

(10)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

(11)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

(12)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13)　《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4页。

(1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9～240页。

(15)　《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9页。

(16)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17)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脚注。转引自朱东安编：《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18)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19)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20)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21)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6页。

(24)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5)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6)　同上。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7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8页。

(3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1页。

(32)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3页。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3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3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

(3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0页。

第八章

1．九江大败后差点儿自杀

咸丰四年（1854）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

曾国藩此举一方面是迫于皇帝的严旨，另一方面，应该说，在两湖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也让曾国藩有些过于自信，认为如果乘势东下，也不是没有扩大战果的可能。

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在曾国藩的战略布局中，是继武汉后的第二个重要战略节点。

太平天国失去武汉后，再也不敢大意，派名将秦日纲在九江以上严密布防。九江上游，有田家镇、半壁山在大江两岸对峙，乃自古“水战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此地集结了四万重兵。除了在半壁山层层筑垒之外，太平军还在长江江面上横拦了铁索六道，一端连接田家镇，一端连接半壁山，并且在铁索下面按一定距离排列了数十只小船，上面安放枪炮，用以保护铁索。防御不可谓不严密。

观察形势之后，因为半壁山敌人相对较弱，曾国藩决定先攻半壁山，后取田家镇。

曾国藩先派大将罗泽南、李续宾从马岭坳强攻半壁山。太平军在半壁山屯兵两万，而罗泽南、李续宾部仅两千六百余人，但这两千多人皆是湘军最精锐的部分，猛悍超群，以寡击众，毫不怯阵，向半壁山发起坚决进攻。半壁山与马岭坳之间湖汊纵横，只有左右两条土堤可通行人马。这种地势，太平军人数虽多，发挥不了作用。罗泽南“自带敢死之士数十人，匹马冲出，奋力堵杀。贼众退归堤北”。太平军以前屡次失利，对湘军已经畏之如虎，因此稍一接触，就开始溃逃。湘军分路包抄，紧追不舍，“抢入舟中，杀毙近千人，江水尽赤；覆舟溺毙者亦不下千人，浮尸蔽江”(1)。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太平军主将林绍璋等多名将领战死，而湘军阵亡者不过十三人，成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彭玉麟指挥水师

水师面对的困难也不比陆军小，他们的任务是攻破太平军的六道拦江铁索。彭玉麟、杨载福商量之后，将水师分为四队，第一队专门负责破坏太平军拦江铁索；第二队负责在破坏铁索时压制对方炮火；第三队准备在铁索断后冲向下游，放火烧掉太平军战船；第四队负责守护后方辎重船只，防止太平军的突然袭击。

布置就绪后，彭玉麟、杨载福亲自出马作战。十三日，湘军水师首先发炮击沉太平军列于铁索下的数十条护索小船，然后开船到铁索之下，用巨锅盛油脂置于船上，将铁索烧熔砍断。

拦江铁索既断，湘军船队顺流而下，拿下田家镇。太平军水营盛时，虽号称有船万余艘，但是多为虏获的民船，“船只大小不一，未经训练，其实不能接仗”

半壁山田家镇战役是湘军前期军事战争胜利的最高点。接下来眼看就可以攻下九江，把长江中游全部收入囊中。镇压太平天国，似乎已经胜利在望。

湘军占领田家镇后，顺流而下，直取九江。

湘军虽然节节胜利，由于长驱直进，其实兵力已疲。但曾国藩在屡次大胜之后，也不免扬扬得意。他派陆军围攻重镇九江城，派水师攻打九江对岸的湖口，认为这次也能如以前那样，迅速取胜。

但是这次太平军的准备远比以前要充分。田家镇战败的消息传到天京，杨秀清大惊，立刻派名将石达开、罗大纲赶赴西线指挥。太平军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湘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太平军全力据守九江、湖口两城，准备与湘军决一死战。

负责守九江城的太平军将领叫林启容，他治军严谨，“深沟固垒”，城外梅家洲等地营垒也非常坚固，湘军在这里头一次见识到了太平军的厉害，“环攻十余日，贼坚闭不出”。湘军将领罗泽南一筹莫展，也不得不对太平军的防守之密表示佩服，他说：“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尤一小垒耳。而贼坚壁以老我师，静若无人，夜无更柝号火。我军一至城下，则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启容之善守，贼中一将才也！”(4)

在坚守九江的同时，太平军又琢磨着如何战胜湘军水师。

太平军研究认为，湘军之攻取战胜，在很大程度上依仗水上优势，欲战胜湘军，必先破其水师。湘军水师分为大船和小船两部分，大船笨重，小船灵活，二者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才取得了水战的胜利。若能将其分开，他们必然自顾不暇，失去战斗力。同时，太平军大部分船只被毁，所余少数水军难以与湘军水师争锋，欲破强敌，亦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于是他们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制定了一个奇策。

湖口的太平军先用少数小船不断袭扰湘军水师，使其日夜不得安宁。太平军天天“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药，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5)，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虽然由于湘军防备甚严，未能取得多大战果，但是不能不“彻夜戒严，不敢安枕”(6)。湘军屡胜之后，已生骄气；屡被袭扰而又求战不得，又生躁气；骄而且躁，遂令太平军有可乘之隙。

湖口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它地处长江与鄱阳湖的唯一交汇口。一边是宽阔的长江，另一边则是广袤的鄱阳湖。两水之间，是一个狭窄的交汇口，只有小船轻舟能够通过。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利用湘军水师急于求战的心理，再次用小船袭扰的方式，把湘军惹得火起。水师营官萧捷三等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两千，冲入湖内，企图肃清鄱阳湖内不断跑出来袭扰的太平军战船，太平军抓住机会，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装大炮，将这一百二十多条船死死地封锁在湖内。

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百余“轻捷之船”，两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阳湖内；外江水师只剩下运转不灵的大船，“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丧失了作战能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主动权也就随之转移到太平军手中。(7)

太平军从容地对湘军水师发动了更大规模袭击。一天晚上，一片漆黑，咫尺莫辨，太平军分别从九江与小池口抬出小船三十艘放入江内，携带各种火器，钻入湘军大船船队放火。湘军水师顿时大乱，纷纷逃窜，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不许船只退却，也毫无作用。其情形如同靖港之再现。

更严重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座船也被太平军攻占俘获，曾国藩管驾官、监印官全部死亡，船上存放着他带兵历年以来的重要文件以及书信日记，至此“文案全失”。连皇帝赏赐他的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东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连曾国藩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他在太平军逼近的关键时刻投水自杀，幸被救起。

曾国藩遥望江内船只纷纷溃逃，念及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水师竟遭如此下场，羞愤难当，遂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等人紧紧抓住马缰，好一番拉扯劝解方始罢休。

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久，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灾袭击，四十条船被完全毁掉，剩下七十多条也破烂不堪，不能使用。这样，湖北武穴以下江面再没有湘军船只，重新成为太平军水师的天下。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克服安庆、直捣金陵”的梦想，更让曾国藩陷入漫长的困境。

2．曾国藩与胡林翼

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二月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得而复失。

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上年八月攻占武汉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即迅速东下是错误的，并在奏折中旧话重提，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盖有两端：一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声援，稳扎稳打；二是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8)

然而咸丰皇帝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湘军湖口之败仅仅是因为水师舢板冲入内湖所致，即曾国藩指挥上的疏忽与无能造成的。至于要在武汉留兵驻守，他说那本来没有必要。他说：“所称办理错误之处，如水师冲入内湖，以致声势隔绝，诚不免锐进贪功。至武汉收复未留后路声援一节，则其势本有不及，水陆两军全数追剿，犹恐兵力单弱，若彼时即分剿武汉，兵数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国藩等既定直捣金陵之计，即着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9)仍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然后合军东下，直捣金陵。这种瞎指挥无异梦呓。

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曾国藩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陆师之上，指挥塔齐布、罗泽南两部继续围攻九江，希望能早日攻陷城池。但是九江防守没有丝毫破绽，“负固死守。其坚悍凶顽，实出意计之外”(10)。湘军昼夜苦攻，士卒死伤惨重，而战事仍毫无进展。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帐下得力大将塔齐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日对坚城，徒增焦灼”(11)，吐血而亡，年仅三十五岁。曾国藩顿失依恃，抚尸大哭。

被困在内湖的湘军水师为了冲回长江，也不断进攻湖口水卡。由于进攻过急，在塔齐布死后第三天，内湖水师统领萧捷三在湖口中炮阵亡。至此曾国藩手下能征之将，可用之兵，只剩下罗泽南一部。

恰在此时，太平军又大举进入江西，曾国藩的形势非常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把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曾胡”后世并称，两个人的事业紧密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不妨荡开一笔，追溯一下两人的关系。

曾国藩比胡林翼大一岁，他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同属长沙府，是货真价实的老乡，曾国藩刚到北京之时，胡林翼也正在翰林院，两人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应该说渊源颇深。

然而我们翻遍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日记，关于与胡林翼交往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条，可见在北京期间，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疏淡。

这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曾胡二人出身、门第、性格、作风大不相同。

我们提起胡林翼，马上能想到的也许就是他年轻时候轻裘肥马、放荡不羁的故事。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出身，岳父则是两江总督陶澍，家庭条件非常优渥。胡林翼很长时间内都以风流闻名，“常恣意声伎”，出入色情场所。人们甚至给胡林翼起了个外号，叫作“附驴”。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外号，一是比拟“驸马”，二是借“潘驴邓小闲”之典。

而曾国藩则出身普通农家，与胡林翼门第悬殊，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到京不久，曾国藩就发誓要做“道学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记检身日记。因此胡林翼在曾国藩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而曾国藩在胡林翼眼中，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

除此之外，两个人性格也大不相同。胡林翼是少年天才

不过咸丰四年（1854）之后，两个人却在抵抗太平军的征途中成为非常默契的战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胡林翼因科场案受牵连，在官场上遇到挫折，不久父亲去世，他扶棺南返，回家守制。乡居期间，胡林翼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放浪形骸的生涯。究心理学，“专意道德”。胡林翼后来回忆说：“自辛丑见背于父，而痛念我父，克去利心。……其勉力自修者，谨守礼法，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妄发，一步不妄行。”(14)为人处事风格发生巨大变化。

再度出山之后，胡林翼出任贵州安顺知府。安顺位于贵州中西部，山水崎岖，交通不便，最大问题是土匪横行。胡林翼“躬往缉捕，短衣芒履，出入嵁岩，几忘寝食”。(15)穿着短衣草鞋，爬高山，入深谷，亲自率人去抓捕土匪。谁能想得到，这个在大山老林里艰苦跋涉的短衣芒鞋的汉子，几年前还是一个轻裘宝马纵酒狂歌的纨绔子弟。他剿匪的成绩非常突出，以至于咸丰皇帝也曾经问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16)。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纵横两湖，在家乡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墨绖出山，创办湘军。咸丰三年（1853）底，胡林翼带领所募练勇六百人，离开奋斗了八年的贵州，奔赴烽火处处的两湖。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派人给胡林翼送来了大批军用物资和两千两白银，同时又上奏朝廷，推荐胡林翼之才可以大用。“密疏论荐，谓其才胜臣十倍。”

两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十三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四月的妙高峰下。此时曾国藩正在进行长沙整军。胡林翼发现，早年那个拘谨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自信。而曾国藩则看到，中年胡林翼，气质面貌和青年时代也已经完全不同。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历练，胡林翼原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浮动挥霍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

不久曾国藩大军围攻九江，奏调胡林翼前来帮忙，从此胡林翼成为曾国藩的直接部下。在进攻九江的几次战役中，胡林翼与曾国藩其他部下配合良好，屡立战功。他在这里还结识了湘军名将罗泽南。究心理学的胡林翼与罗泽南一拍即合，对他钦佩不已。胡林翼情商极高，善居人下，虽然他功名官位高于罗泽南，却主动拜罗泽南为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在军中成天与罗泽南讲道学。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与他建立起极深的情谊。

在九江城下，湘军遭遇挫折。太平军军势由此复盛，挥兵湖北，武汉再度告急。在曾国藩的大力提携下，胡林翼已经获得湖北按察使的头衔，因此自请回援武汉。虽然江西局势非常紧张，但是曾国藩还是本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旨，慷慨地放胡林翼西上，以助他成就功名。胡林翼手中嫡系不过是六百贵州勇，曾国藩为了保证他回援成功，从紧张战事中，拨出石清吉部与王国才部数千精兵交给胡林翼，让他凑成了一支六千人的队伍。这六千精兵，成了胡林翼起家的重要资本。

就在胡林翼竭尽全力在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咸丰五年（1855）三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原湖北巡抚陶恩培因为城破自杀，朝廷任命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去年八月，咸丰让曾国藩署理此职，但是仅仅九天之后，就收回了成命。没想到现在，这个重要职务却给了资历甚浅的胡林翼。自咸丰四年（1854）二月至咸丰五年（1855）三月，一年时间，胡林翼由知府而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连升五级。可见此人的能力过人，也可见咸丰对他的信任远过于曾国藩。

曾国藩练成湘军以来，这支生猛的汉人队伍一直是咸丰心头的隐忧。他“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

这就是咸丰的用人术。

曾国藩对此当然感觉很意外。自己梦想多年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得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后，胡曾二人虽然名义上是平级，但是曾国藩是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获得一省实权，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

曾国藩心头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掠过一丝嫉妒，但是这丝嫉妒一扫即去，留下来更多的是高兴。因为胡林翼毕竟是湘系人马，由他来出镇湖北，湖北就可能成为湘军的战略大后方，实现了曾国藩在长江中游为湘军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有利于整个战局。

胡林翼受命之时当然受宠若惊。然而此时湖北还在太平军手中，这个巡抚一时还是空头。只有尽快拿下武汉，他才能在湖北立足。

因此胡林翼才想到了要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

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赴援，确实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

但是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齐布军中抽调彭三元部、普承尧部，编入罗军，以增强其实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

罗泽南一走，曾国藩在江西显然就安危难卜了。因此听到这一安排，曾国藩的手下纷纷反对，连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都坐不住了。

“幕府刘公蓉谏曰：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军，今塔将军亡，诸将可恃者独罗公，又令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

曾国藩回答说：

吾极知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于此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可为，吾虽困犹荣也。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中的一个关键点。

把最得力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昌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战斗力，曾国藩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十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临江、袁州、安府等城，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

曾国藩当时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蒙眬之中好似见到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24)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25)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

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焦急。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荃，四弟曾国葆。在四弟国葆被曾国藩裁撤回家后，曾国藩曾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间关”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胶着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四千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四千人“均系久经战阵，骁果精卒”(26)。咸丰六年（1856）三四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的通道。

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1856）十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续宜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三千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

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危险。

3．被皇帝拿掉兵权

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泥沼之中。

问题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命令又朝令夕改，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27)。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厘也就是收取商业税这样就不能不聘用江西绅士来办理厘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厘局江西也在哪儿办厘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早在陈启迈当政时有个名叫彭寿颐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欲招入幕府使用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咨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颐投入狱中严刑拷讯久而久之江西司、道、府、县官员皆希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

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遭受侮辱

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毕金科部长期乏饷，士有饥色，地方官员告诉毕金科，如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金科一向莽撞，今又穷困已极，便决意一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金科率一千饥疲之卒贸然来攻，结果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又痛惜又气愤。咸丰九年（1859）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金科丧命之处立下一块石碑，亲为撰写碑文，其中有“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

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30)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31)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32)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寸心如焚“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累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33)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34)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麟书于二月四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待批准即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的。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给假三个月，让他在家治丧。

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于是向咸丰皇帝摊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他在这封叫《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的著名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州县之手？”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官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35)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36)

他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37)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和曾国藩较上了劲。

咸丰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38)

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地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

因为他另有了依靠。

前面我们说过，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指挥八旗和绿营，在南京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

这两座大营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的产物”(39)。

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

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也是国家正规军的脸面。由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国家正规军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收功。

因此虽然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并不给力，但对这两个亲生子，咸丰皇帝还是一直非常偏爱。湘军坚忍能战，但是咸丰皇帝却不积极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却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胡林翼愤愤不平地说：“即如江西之援军，及涤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饷矣。若吴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厄，亦可慨矣。”

然而烂泥扶不上墙。两座大营建立后，表现非常差劲。两座大营分峙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不但不能迅速拿下南京，也阻挡不了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步伐。不仅如此，它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保卫自身，咸丰六年（1856）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江北大营，五月击溃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亲生子实在指望不上，所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得不一再优容，虽然不给曾国藩实权，但是却能参谁准谁。湘军坐困江西，军事上一直没有起色，但与对满洲亲贵和武将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要杀要剐不同，咸丰对曾国藩一直还算客气，没有辱骂讽刺。

然而不久之后，形势有了变化。

首先是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实力大衰。

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虽然是洪秀全，但是洪氏以教主自居，深居简出，并不管理具体事务。军政大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攻破江南大营后不久，杨秀清野心膨胀，自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逼封万岁”，意图谋取最高权力，引发天京内讧。洪秀全诛灭东王杨秀清，逼走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涣散，军事形势开始逆转。

与此同时，江南大营的军务也有了起色。

江南大营被攻破后，1856年10月，清政府授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重新建立江南大营。

和春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走马上任之后，向皇帝推荐长于理财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何桂清不负所望，理财有方，当上总督后每月拨解大营的军饷多达四五十万两。在源源不断的饷银支持之下，和春大肆扩充军队，使所部兵力由向荣时期的不足万人，迅速增加到八万余人。同时在上海购买了大量洋枪洋炮，使武器装备大为改善。

江南大营战斗力因此明显增强。和春抓住太平天国内讧导致力量衰弱的大好时机，积极进攻，不久成功收复镇江，在南京城外“扎大小营盘一百三十余里”，把南京“困如铁桶一般”。和春得意扬扬地宣称，此“实属数年来未有之气象”(40)。

这样一来，南京脚下的江南大营和长江中游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双方都试图凸显自己在天下大局中的重要性。江南大营统领和春、两江总督何桂清非常敌视湘军集团，恨不得湘军早日覆灭，以便自己收获镇压太平天国的全功。特别是何桂清，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攻击曾国藩。

何桂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进士，此人干练敏捷，官运颇为亨通，年仅三十八岁，就当上了浙江巡抚。何桂清官场上如此得意，除了能力突出外，更重要的是，他和曾国藩的政敌彭蕴章是同年好友，又很得祁寯藻的赏识。他由浙江巡抚升两江总督的过程中，和春一个人说话并不管用，彭蕴章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此时彭蕴章在军机大臣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以咸丰初年入政府，后遂为首相，力荐何桂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41)。史载：

适阙两江总督，上语军机大臣：“此官以筹饷为命脉，勃能胜任者？”大学士彭蕴章奏称：“何桂清在浙江，饷徽州全军数万人，未尝阙乏。”上韪其言，授两江总督。彭故与何同年进士，何颇谨事之。(42)

在彭蕴章和和春的联手运作下，咸丰七年（1857）夏，何桂清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何桂清基于朋党习气，对曾国藩从不亲近。他在做浙江巡抚时，虽然供给江南大营军饷非常及时，对曾国藩的湘军，却从无援助。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因为实在太困难，专门派郭嵩焘去向何桂清求助，“曾节相事机不顺，坐窘豫章，遣太史郭筠仙（即郭嵩焘）商饷于何桂清”(43)。何桂清惜金如玉，分文不借，和曾国藩结下了梁子。(44)“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抚每不相能”(45)。

不但不借，何桂清还与彭蕴章等人书函往返不绝，不停地向彭和其他京中好友汇报对曾国藩不利的消息。何桂清经常在信中抱怨曾国藩无能，江西制敌不力，以致祸及浙江：“浙江为邻封所害”。特别是咸丰六年（1856）二月湘军连败之后，何桂清汇报说：“江右误于涤生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中丞又不敢独任仔肩，各路俱是客兵自办，惟围攻抚州系西省之事，并无悍贼，数月不开一大仗。九月中旬不过数百贼出来，全军已皆逃矣。”(46)从这些书札看，何桂清十分轻视曾国藩。他向彭蕴章等人密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朝廷对曾国藩及湘军的看法。何桂清有时还直接向咸丰打小报告，攻击湘军。

1856年10月，抚州太平军出兵攻击抚州城外湘军李元度大营，抚州大营湘军溃散。曾国藩汇报这个事稍晚了些。一个月后，曾国藩才上奏《抚州老营被贼扑陷折》，向咸丰汇报了这次失败。

结果，曾国藩接到咸丰的“上谕”说，他早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上谕说：

曾国藩、文俊自八月三十日奏报瑞州、建昌胜仗之后，已及月余，未见续报。昨据廉兆纶奏，有探闻抚州官军失利之语，与本日何桂清奏报相同，亦未见曾国藩等入奏。

曾国藩不知道，原来邻省浙江巡抚何桂清早已抢先将抚州湘军溃败的情况密报清政府，所以咸丰才如此生气申饬曾国藩不及时报告兵败。

咸丰接着在上谕中语气严厉地指责曾国藩在江西没有作为，天京内讧，各路太平军多回转金陵。占据江西各地的太平军，并非嫡系，他却没能收复什么城池。

前闻贼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所有占据城池之贼，闻皆石逆党与，诱胁土匪，为之拒守。即广东新附匪徒，亦皆系石逆所纠集，与金陵逆党，尚未归并。(47)

这些显然也都是何桂清密报的。咸丰要求曾国藩乘太平军内乱时，赶紧收复江西。还语含讽刺地说：

若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对江西士民耶？(48)

皇帝这样露骨地讽刺，曾国藩在江西时期还是头一次收到。这显然是彭蕴章、何桂清等人联手排挤的结果。在咸丰看来，能积极配合满洲军队的何桂清无疑比曾国藩驯服得多也可信得多。

在中央，以彭蕴章、祁寯藻为首，在地方，以和春和何桂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正是在何桂清不断打小报告的作用下，咸丰皇帝越来越轻视曾国藩，也越来越把宝押在江南大营之上，“人人皆以为大功可企足待，文宗益倚重江南军”(49)。恰在这时，曾国藩向咸丰伸手要官。

于是咸丰七年（1857）六月十九日，咸丰令曾国藩“着照所请，在籍守制”。后来虽有兵科给事中李鹤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多次奏请起用曾国藩，均被咸丰拒绝。看来咸丰是坚决要弃掉曾国藩这颗无用的棋子了。

4．蛰伏两年，完成“脱胎换骨”

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一个个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要官都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50)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仍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升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碴儿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被酷热击中的荷叶镇，夜半仍然如同火炉。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51)，“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52)，“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不得相见一为倾吐”(53)。

他判断太平天国一年内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没有他的份儿，会是多么难堪。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家书里，他经常流露出一种悔意。比如他说：

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54)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55)，不仅没有一点儿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56)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57)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58)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狠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59)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60)

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幕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唁慰之书俱付阙如者，良以阁下此次遭变，与寻常之以忧归者有殊，既不敢轻易措辞，亦不欲徒为世俗周旋之语，故遂已焉。继闻阁下以外人督过博谘众论以求一是。……今者天恩高厚，许遂私情，贼势衰微，不相敦逼，愿偿志遂，何幸如之，乃复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而欲与担夫争道悍妇诟室邪？是殆德性问学之中或有窒阂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

也就是说，你丁忧回家后，我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我不愿意写那些世俗客套的话，所以就没写信。继而我听说你正在请大家给你提意见提建议，所以才写这封信。如今皇帝天恩高厚，让你在家守孝，太平军势力也衰微下去，本来是何等幸事。结果你内心如此不平静，给朋友的信中，用词非常不雅驯，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懑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道路中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像悍妇在家里骂人一样，都是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

接下来他又说：

士气葸苶，百年不振，诚可痛矣。然欲矫之而一切屏弃不用，则亦安能？……若以一人者孤行其意，众咻而一傅，势固不行，万介而一通，又谁适从也？……今试有人焉，伏阙上万言书，谓悉除从来之法，而尽诛天下之吏，然后天下可得而治……其意既奇而古，其词复典而文，将世之庸庸者闻而骇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

是的，现在世风日下，士风不振，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一傅众咻（指一人施教时，众人在旁喧扰，形容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难以有成。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从吗？

蒙之从阁下于南康军也……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何者天下惟平实坚朴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沐风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峻固即粪厕亦有方隅所谓道在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谘之节……阁下本奇而复好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古无奇策况在今日饷糈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臆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赀、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61)

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时能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天下奇士，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只有平实朴素坚定的人能成事，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成语说道在屎溺，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也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都是你的优点。

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漕银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

罗汝怀这个人名气虽然不大，这封信写得倒真是直率而有见识。李鼎芳说：“罗汝怀之书，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咸丰七年（1857）下半年，曾国藩写下这样一句自箴：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62)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63)

指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64)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

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不能忘记，当初自己从贵州回到两湖时，手中不过是六百贵州勇。他离开九江战局赴湖北作战时，手下的兵将都是曾国藩送给他的。他后来攻克武汉，靠的也主要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胡林翼对此一直感恩戴德，发迹后仍然念念不忘，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65)

胡林翼政治能力极强，天京内讧后，胡林翼抓住机会，收复了湖北全境。不久，他就把全省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湖南岁入不过二百五六十万两银子，而湖北在胡林翼的治理下，岁入四百万两。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极其紧张，只有胡林翼竭尽全力，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的义务“馈军源源不绝”。湖北由此成了湘军的血库。

胡林翼（1812－1861），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

曾国藩被咸丰皇帝解除兵权，在家守孝，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原在他手下的不少重要将领，陆续改隶胡林翼。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让湘系势力没有四分五裂。所以李续宾当时说，“时事大艰”，他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事一方，水陆士卒幸皆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指胡）维持其间”(66)。曾国藩因此也放下心来，感激万分。他说：“江、楚、皖、豫诸将帅，惟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万一有它，四省大局，实虞其散。”(67)

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官不成，湖南官员们纷纷讥笑批评曾国藩，胡林翼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为曾国藩鸣冤。他在书信中屡屡叹曰：“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68)“频年作客，仰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69)

这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知音。曾国藩在家期间，胡林翼多次想办法让咸丰重新起用曾国藩。早在咸丰七年（1857）秋，他就曾上奏咸丰，借口浙江形势危急，请他起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咸丰强硬拒绝。

天京内讧之后，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从南京出走，咸丰八年（1858）初进入浙江。浙江是清朝重要财赋基地，也是军队饷银的重要来源地。胡林翼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说自己现在正欲用兵安徽，无力兼顾浙江，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他特别指出，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湘军，“多系侍郎臣曾国藩及罗泽南旧部”，非曾国藩统带，别人难以有效指挥。

天京内讧之后，咸丰皇帝非常兴奋，精神为之一振。史载他为此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还下令各地官员“乘此机会，次第削平”。然而后来太平天国却没有如咸丰预想的那样迅速崩溃，江南大营虽然军事上屡有进展，却不能取得关键性胜利。看来平定太平天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咸丰帝环顾四周，确实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只好同意了胡林翼的请求，令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

命令发出，咸丰皇帝非常担心曾国藩心里生气，赌气不出。

当初曾国藩被夺了兵权，非常痛苦，内心也对咸丰充满愤怒。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此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70)，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所以咸丰在上谕结尾说道：“该侍郎前此墨绖从戎，不辞劳瘁，朕所深悉。现当浙省军务吃紧之时，谅能仰体朕意，毋负委任。何日启程？并着迅速奏闻，以慰廑念。”(71)

那意思是，你出不出来，给个痛快话，别像以前那样，总是推脱，让我老等。

咸丰哪里知道，曾国藩在家里，日思夜想，就等着出山的一声召唤。大喜过望的曾国藩不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72)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73)

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

到了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74)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75)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76)。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77)

然而这一做法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78)，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79)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他说：

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80)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81)

这道奏折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初步好转。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82)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83)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八年夏间再出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勖。”李鼎芳说则：“国藩（对罗汝怀的信）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矣。”(84)

(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2页。

(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1页。

(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28页。

(4)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95页。

(5)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1页。

(6)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3页。

(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

(8)　参考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9)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7页。

(1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3页。

(1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页。

(12)　据说胡林翼两岁时，祖父右执书而左抱之，他“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之状”；五岁时，祖父“示以堂楹联语，室壁图画，辄能记诵不忘”。

(13)　曾国藩自己说过，有些人是天才，处事果断：“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胡林翼正是这样的人。曾国藩则是另一个极端：“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14)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15)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16)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17)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7页。

(19)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

(20)　胡林翼与曾国藩一见后，又被湖南巡抚派去湘西剿匪，后又赴湖北搜“剿”太平军残部，积功升为湖北按察使。两湖地区虽然战事倥偬，但有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亮基等人的照顾协调，胡林翼的生存环境比在贵州要好很多。

(21)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页。

(22)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文庆所起的作用。文庆就是前文提到的胡林翼做乡试副主考时那个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了胡林翼的主考。此时他已经成了咸丰面前的红人，自然会为胡林翼说话。

(23)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6页。

(24)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83页。

(25)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57页。

(2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112页。

(2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2页。

(2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5页。

(29)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60页。

(30)　赵列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3页。

(3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56页。

(32)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6页。

(3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6页。

(34)　《刘蓉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3页。

(3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

(36)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1页。

(37)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3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5页。

(39)　赵亦彭：《前后江南大营比较论》，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40)　《和春奏》，《方略》卷190，第34～36页。转引自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

(41)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42)　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318页。

(4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0页。

(44)　有史料说曾国藩素来专横跋扈，向浙江乞饷，先责备浙省挥金如土，何桂清、王有龄气恼之余，分文未给。“王壮愍（王有龄）为杭守，以全善之区而丝毫未允，实因来函有‘平昔挥金如土’一语芥蒂其间。”从人之常情判断，有求于人却先盛气批评，显然不可信。

(45)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88页。

(46)　苏州博物馆等编：《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47)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158页。

(48)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158～159页。

(49)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12页。

(50)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590页。

(5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5页。

(5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5页。

(53)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5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

(55)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56页。

(56)　同上。

(5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

(58)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1页。

(5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6页。

(60)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4页。

(61)　罗汝怀撰，赵振兴校点：《罗汝怀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312页。

(6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29页。

(6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29页。

(64)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76页。

(65)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96页。

(66)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73·李忠武公（续宾）遗书》，文海出版社，第167页。

(67)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464页。

(68)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25页。

(69)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59页。

(70)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5～226页。

(71)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0页。

(7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26～327页。

(73)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28页。

(74)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5页。

(75)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8，岳麓书社，2012年，第150页。

(76)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79页。

(77)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27页。

(78)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8，岳麓书社，2012年，第150页。

(79)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0页。

(80)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1页。

(81)　同上。

(8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

(83)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22页。

(84)　萧一山：《曾国藩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

第九章

1．曾国藩的二次出山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一开始境遇仍然处于困难当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救急，让他当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

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到达江西。此时石达开已经转赴福建，曾国藩遂计划追随入闽。不料咸丰九年（1859）秋，石达开部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议防，命曾国藩率军入川。

胡林翼一看，认为这是帮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咸丰皇帝的亲信官文合作，帮曾国藩运动“四川总督”这一职位。

胡林翼的性格特点是明敏、坚毅、精于权术。此时他已经以极为高明的手腕，笼络和操纵住了湖广总督官文。

咸丰五年（1855）四月，即胡林翼署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官文擢授为湖广总督，其用意显然是以满族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

胡林翼的政治信条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既然当了巡抚，就一定要包揽湖北全权，把权力用足用全，全面治理整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要包揽全权，他就必须先收服自己的顶头上司官文。

官文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官，为人“忌刻倾险，尽是内务府气习”。官文手下的官员，也多是无耻之辈。胡林翼与官文刻意交好，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官文。他还千方百计讨好官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收其为义女，“家人往来如骨肉焉”。(1)官文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就给他提供大笔钱财。官文既收了这些好处，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之”，成了被胡林翼操纵的牵线木偶。

胡林翼听说皇帝命曾国藩入川，便“频说官文合奏，请诏曾国藩援蜀，冀朝命以授总督”(2)。他要求官文“精心结撰”一封奏折，密荐曾国藩取代新任川督黄宗汉。“尤以必得总督为要。”(3)

官文倒也听话，真的花了心思写了一封奏折说：

奴才不揣愚昧，伏求皇上天恩，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责以守蜀之任……抑奴才更有请者，凡客兵之人，他省非有统辖之权，不能与本省兵勇连为一气；又军行饷糈为重，未有封圻之责，即无筹饷之方。曾国藩廉洁性成，于财赋兵农素所深究，若得假以尺寸之柄，必能通筹全局，以浚饷源而裕天储。(4)

理由说得非常充分。可是咸丰皇帝实在是太固执了，亲信的意见竟也不起作用。疏入之后，咸丰仍施故技，只令曾国藩入川督军，并不授予总督之职。这样一来，如果曾国藩应命入川，就会重复他在江西被当地官员玩得团团转的悲惨经历。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成为流贼，变成强弩之末，并不足为虑。

于是，胡林翼转而计划留下曾国藩和他一起进军安徽。原来在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发生了三河惨败，安徽全省陷入危局。

曾国藩家居期间，在胡林翼的调护下，湘军抓住了天京内讧的机会，本来在战局上取得很大进展。咸丰七年（1857），胡林翼视师九江，制定围攻方略。湘军于围城十六个月之后，终于次年四月攻占九江，并基本收复江西全境。接下来，胡林翼就准备进军安徽。同时江南江北大营军进展也不错，本来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谁也没想到，已经濒死的太平天国居然又渐渐恢复活力。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李秀成、陈玉成为了解天京之围，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破了江北大营。这一胜利使李秀成、陈玉成威名远扬，太平军又重新找到了一度丧失的信心。

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安庆失陷后这里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会失陷当然是大事，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续宾立即移师夺回庐州。李续宾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咸丰这又是一次瞎指挥，李续宾部只有八千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重重防线，再攻下庐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咸丰一再严命，李继宾也只能尽力而为，他二十天内连陷桐城、舒城，九月底进扎庐州城南七十里的三河镇。

李续宾连年苦战未得休整，进入安徽后又悬军深入，一再分兵，屡犯兵家大忌。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重兵，使李续宾寸步难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围攻，李续宾六千精锐被全歼，李续宾及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全省糜烂。

李续宾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李继宾部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陈玉成歼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整个战局发生重大扭转。曾国藩得信“中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5)也就是说，三河之败对全局的影响与当年湖口之败差不多。胡林翼闻讯也“大恸仆地，呕血不能起”(6)。此时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因此一败，不得不仓皇复出。

元气大伤的湘军需要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需要规复。胡林翼于是怂恿官文再次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图皖。

官文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让曾国藩进军安徽。与此同时，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蜀，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

两方合力之下，皇帝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曾国藩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咸丰）八年起复后，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咏芝（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7)

2．和胡林翼联手攻占安庆

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是安庆。

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地拔钉子。现在，武昌、九江已下，下一个重点自然就成了安庆。

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

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士锋曾经有过描写：

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二点五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乡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上，高地四边皆向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从战略上看，安庆犹如一个杠杆支点。往东看，它扼守从长江北岸前往南京的各个要道，太平军往北与往西经安徽进入湖北的所有征战，也以安庆为基地。而且它无疑扼控紧邻其南边的长江。安庆段长江宽约八百米，但吃水较深的船所走的水道紧邻北岸，近到行经船只的船长可以看到城墙上对着他的火炮炮管内部。因此，清军即使越过安庆，攻进太平天国领土，其水上补给线仍逃不过安庆守军的截断。曾国藩得先拿下安庆，才能往南京推进。(8)

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9)在他看来，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若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这样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咸丰皇帝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部都放到了江南大营身上了。

此时天下战局中，国家正规军即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和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下，战果相当喜人。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既失，枝叶自仆”，一切就都好办了。

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战的一部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按以往经验，要拿下来需要两年左右时间，很难迅速建功。

这其实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成功。

但是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绿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骨力，或逊于前。规模肃括，资地朴谨，尚较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10)写给李续宜的信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吾楚耳！”(11)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

为什么胡林翼话说得这样笃定呢？因为他们对江南大营太了解了。

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

首先是兵源。前文讲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2)。而江南大营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勇为多，这些人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指出，潮勇“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仰给粤海关，借资糊口。……迫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须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截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迄于军兴，更借甲充当潮勇，纷然而至”(13)。正如曾国藩所说，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糜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14)。

其次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有，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弁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志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间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掣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川、楚兵为争一民间幼妇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目击者不由得慨叹，“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日武”。(15)

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更深。江南大营早期，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和春、苏布通阿、福兴均不和。和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矜骄不免，喜谀恶直，是其素性”(16)，与主将张国梁的矛盾非常突出。和、张之间积不相能，连在上海的外国人亦有所闻，评论说：“清朝军务钦差大臣和春与前叛军将领张国梁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取得合作。”(17)这更加削弱了战斗力。

最后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18)“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19)“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20)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行为，曾国藩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而江南大营却极为腐败。

和春、张国梁除了互相斗争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和春到张国梁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朋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翼长王浚为和春亲信，“婪索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金至二百金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趋苏州，骑千余先至，女兵居半，谓是张玉良兵妻女”(21)。仓皇逃命之际，军中妇女尚如此之多，平日如何，自然可知。

咸丰十一年（1861），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大营中。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三异：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倍之；三、壕内各营，虽头敌俱不设严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梅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22)

作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寒俭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天下军队做到这个程度的，仅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

胡林翼对江南大营腐败非常了解，他称江南大营“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极乐忘疲。以致兵气不扬”(23)。

胡林翼虽然对咸丰忠心耿耿，但是对咸丰偏心江南大营，一直非常不满。他说：“此军（指湘军）颇强，颇知耻，并无闹事之人。天下惟要脸者不招人爱，而不要脸者，偏爱之矣。”这无疑是在批评咸丰。

因此，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在国家正规军和湘军的竞争中，笑到最后的肯定是湘军。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安徽太湖，非江苏太湖）。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

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官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马队，成为湘军中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决如神，骁果冠伦，实有可凭”(24)。通过一系列战斗，逐渐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

胡林翼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湘军拿下太湖，就扫清了进军安庆的门户。因此这是一场关键的胜利，曾胡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

然而，咸丰皇帝对此却不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似乎黯然失色了。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

九洑洲居大江之中，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此地既失，城内接济基本断绝，“城内米粮殆尽，贼众惊慌，先则杀马而食，继则饿死不少”(25)。因此消息传来，咸丰皇帝和何桂清的举主彭蕴章等人都额手称庆。江南大营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听到这一消息，胡林翼却致书曾国藩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睬他人！”(26)胡林翼说，南京城高池深，没有几年工夫是拿不下来的。江南大营现在看起来势头不错，但是早晚会有惨败的时候。

曾国藩和胡林翼继续从容由太湖长驱直入，进围安庆。

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月、两月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活活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困死饿死。

因此湘军一到安庆城下，马上着手，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七十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牢牢围了起来。

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

3．湘军的战术：“结硬寨、打呆仗”

我们以前讲了湘军的组织原则、用人原则，但是还没有系统介绍过湘军的作战原则。

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

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背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盗亦有道也”(27)。太平军“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28)。

确实，太平军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度力”，“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太平军在作战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裹胁大量民众为兵源，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使敌人震眩失措。太平军每占一地，常习惯将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29)打仗的时候，经常把大量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刚刚和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失利，就是因此。

与此贼战有两难御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弥谷，动辄二万三四万不等，季洪岳州之败，梧冈樟树之挫，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伺暇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抚州诸战是也。二者皆难于拒御。(30)

那么，曾国藩以什么战法对付太平军呢？

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31)

这种打仗风格，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

怎么个笨法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结硬寨”。

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

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32)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然后就不走了，干什么呢？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

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两米，深要近三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其厚六尺，子墙半之。”营墙也是两层，外面的一层，高两米多，宽两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33)

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

这种做法确实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的事。这样，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行起军来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三十里。

湘军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湘军没有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岳州湘军的营盘曾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所以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

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能，见湘军每天做的不过是挖沟砌墙站墙子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34)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了他的套路，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

毛泽东引用了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35)

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

“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36)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37)

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

正是因为这种“主客”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围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38)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礌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的时候，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

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这样湘军在城墙下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来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

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很高明的，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是时间成本很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两年到三年时间。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太平军的得意之笔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

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

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盖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39)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40)。

曾国藩对胡林冀的这一计划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但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所处境地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

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署下的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是第九，字沅甫，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沅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说，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上向他倾斜。因此“吉字营”在湘军中虽成军很晚，却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

有人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要多很多。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41)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

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

而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的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曾国藩必须家国兼顾。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对家族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迹，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

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我们说过，湘军围城用的是挖沟法，而曾国荃最善于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甚至因此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曾铁桶”。

胡林翼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续宜驻青草塥，鲍超的霆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

曾国荃闻讯非常振奋。这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传扬天下。

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一工事修得非常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颇感惊讶。

但是，整个安庆战役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阿。

由于出身正规军，多隆阿作风与其他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习气严重，“意忌情深，忮心尤胜”(42)，谁都瞧不起。但是此人骄傲有骄傲的理由，他确实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次救援是出了死力。他们联营四十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展开激战，双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有方，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胁从人员一万多名，重创了太平军有生力量。

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玕部、林绍璋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

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得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挑战。

4．命运之战

前文讲过，咸丰十年（1860）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南京的喉咙被扼住。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又三十大寿（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一年能拿下南京，实在是双喜临门。

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捣穴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43)。直到咸丰十年二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

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真断，指日即可克复。和帅报九洑洲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弟暨雪轩。虽系实情，然弟久甘恬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44)

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了头等大功以后怎么办，装模作样地说自己是一个恬退之人，恐怕将来“声名愈大，愈不得了”。

哪知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剧变。

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京，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再献“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45)须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

洪秀全采纳了这一建议。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

太平天国的计策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知。因此和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然而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和春没办法，只得遵旨派张玉良率领一万三千多人赴援，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顺利调出，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目的。

1860年5月，李秀成占领杭州后，又从杭州虚晃一枪，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和春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赋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期。

咸丰皇帝的心情再一次从高峰落到了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他实在搞不懂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

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则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和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和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任务，没留游击部队。这一战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46)。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一万多名精兵，导致防线全面崩溃。

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步来。

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备感鼓舞。左宗棠听到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问其故，他说：

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47)

确实，江南大营的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上，清军将帅和春自杀，张国梁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蕴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押至，苏、常相继陷矣。上讶彭相言不雠，且无知人之明，解彭相军机大臣。”(48)早在数年之前，祁寯藻就离开了军机。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全部失势。咸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略构想的错误，不得不把全部希望放在湘军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到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头上。

然而直到此时，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

这个时候，著名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了关键作用。

肃顺是皇族，大咸丰十五岁，此人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差强毅，敢任事。”(49)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鲜明的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50)“入赞密勿，所言蔑不见听。”(51)

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之士。他曾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52)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闿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嵩焘也与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冀二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的时候，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53)

确实，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搞砸了。

咸丰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四月二十一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二十四日实授。

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54)

在曾国藩获实授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意味深长地批了这样一句话：

卿数载军营，历练已深。惟不可师心自用，务期虚己用人，和衷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55)

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师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执己见，给皇帝的印象太深了。

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了严重干扰。

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

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江苏、浙江向来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说：

江南大局，几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56)

并说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的。

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却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

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57)，“‘势’则指大计大局”(58)。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他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瓴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丢掉了苏州、常州，这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

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因此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的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

臣所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59)

曾国藩顶住皇帝压力，先不顾苏浙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咸丰皇帝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

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干扰。比如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

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几个方向也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续宜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三千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

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当然急得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60)。他先调李续宜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均遭曾国藩坚决拒绝。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

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61)

曾国藩说，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仍在安庆。“去年之弃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文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62)

因而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他视双层壕墙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63)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64)。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

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一次战略争执。

1860年4月，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因为处理外交纠纷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对中国宣战。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不断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三千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65)。

虽然以忠诚自命，这一次曾国藩却不想赴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劲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同时即使他听从皇帝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此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来只有议和一途。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

但是，君父处于急难当中，“勤王”事关人臣大节，不可讨价还价，曾国藩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66)

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用“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谕，九月初六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中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经过几次奏折往返，不待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

果然，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

曾国藩排除了一切干扰，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中，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时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赶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七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仍然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三百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东南，分成十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芸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夹击之下，打破封锁。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如山积。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赵烈文描述战况说：

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抬、鸟枪八百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67)

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冲锋队伍，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部队，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八百杆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太平军连续猛攻十二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壕墙，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68)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数十丈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兵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僵仆”，一万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

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

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非常佩服。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实可将四五万人。”但是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69)。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70)。这个奖赏连曾国藩都感觉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克城，人人优奖，惟多公尚嫌其薄。”(71)

多隆阿自然非常生气，安庆之战结束后就和曾氏兄弟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京西线屏障遂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就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期矣。”(72)

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激动，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大概情形，以“仰慰宸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曾国藩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一些安慰。

结果，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八月十日，曾国藩接奉咨文，“惊闻……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宾”(73)。咸丰皇帝死了，生前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捷报。

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

曾国藩说：“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74)确实如此。咸丰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的时候，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十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十八省，已经有十四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接近崩溃。做了十年的皇帝，挑了十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情，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他顿感轻松。

其实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妇人。“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75)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责任，想早一天死了得了。他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名义入值圆明园，每夜以三人到咸丰寝宫前“打更”。

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竟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愿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初九日，是他三十一岁生日，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十多天。到了七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咸丰终于感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帝突然晕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死，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大局已定。回首咸丰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

接到讣闻，曾国藩百感交集。这个和他作对一生的皇帝，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恸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76)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六岁，敌国外患，纷至迭乘，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长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77)

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形委顿，不到五十，望之几乎近八十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78)

八月一日安庆克复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丝安慰，“捷书至，公忧稍释”(79)。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悲痛。“文宗凶问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沉挚，拊心悲泣。”(80)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五十岁。

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惘惘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81)曾国藩则说，胡氏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82)！多年之后，位重势隆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83)。“胡宫保……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逮斯人者耶？”(84)

(1)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9～1430页。

(2)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55页。

(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299页。

(4)　薛瑞录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4页。

(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

(6)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7)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6页。

(8)　［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

(9)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369页。

(10)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268页。

(11)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82页。

(1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13)　《向荣奏稿》，《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8册，第546～647页。转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14)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

(15)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15，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55～10556页。

(16)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7)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80页。

(1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6页。

(19)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

(2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6页。

(21)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页。

(2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369～370页。

(2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932页。

(24)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69页。

(25)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50页。

(2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42页。

(27)　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28)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5，见《东溟文集》。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170页。

(29)　太平军常以“裹胁”为补充兵员的手段，“尽掳州民暨沿途裹胁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掳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关于太平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愈聚愈多”等记载比比皆是。

(30)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0页。

(31)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201～213页。

(32)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165页。

(33)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页。

(34)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35)　《葛荣晋文集》第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3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37)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402页。

(3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39)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641页。

(40)　同上。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6页。

(42)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64页。

(43)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348页。

(44)　苏州博物馆等编：《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4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95页。转引自苏双碧：《太平天国人物论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

(4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509页。

(4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8页。

(48)　左舜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上，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第152页。

(49)　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崇文书局1918年版。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3页。

(50)　徐一士：《一士类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57页。

(51)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肃顺传》，崇文书局1918年版，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第75页。

(52)　坐观老人、许指严：《清代野记》，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53)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15页。

(5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71页。

(5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57页。

(56)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6页。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0页。

(58)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206页。

(59)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60)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58页。

(6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12页。

(6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63)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04页。

(6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6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87页。

(66)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22页。

(67)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页。

(68)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201页。

(69)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4、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70)　《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达斡尔资料集》第7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6页。

(7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4页。

(7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6页。

(7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94页。

(75)　梁溪坐观老人著，王淑敏点校：《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页。

(76)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4页。

(77)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94页。

(78)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64页。

(79)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80)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81)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15，岳麓书社，2012年，第497页。

(8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92页。

(8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3页。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

第十章

1．成为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

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初七日，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半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思身世之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褊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1)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极不得位”，就是指统兵而未能兼管地方。

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展布了。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即与他得到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

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息：

涤帅（曾国藩）诚得督符兵符则否极而泰，剥极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纾耳。(2)

2．慈禧与奕

慈禧太后

然而克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重大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三十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六岁。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

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

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十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胡林翼的预测是准确的。果然，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

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他会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连日“悚仄忧皇”(5)，不能自安。

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6)

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

事实证明，慈禧和奕

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8)。

曾国藩表示谦抑，上疏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也就是说，我怕我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新班子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非常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公忠体国，所以朝廷才这样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给他如此大的权力。

3．清除何桂清集团党羽

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安庆收复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

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

要清除的第一个人，是浙江巡抚王有龄。

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心中就涌起许多新仇旧恨。

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两人“本有世谊，言听计从，几成死党”(9)。

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后，何桂清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

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浙江历来是膏腴之区，筹饷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饷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蕴章等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何桂清等书札》），直接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湘军也非常希望能有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

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深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抚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鄂力艰难”，拟解浙饷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这就无异于挖何桂清集团的墙脚。何桂清必欲去罗遵殿而后快，他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10)。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

不久，机会就来了。

前面提到，太平天国为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遵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

何桂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遵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驻的常州时，何桂清指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误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11)。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谈浙》中说：“张虽受命于何督，而何督嘱张商之苏藩王壮愍（有龄），壮愍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阅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时署粮道何绍箕赴苏乞援，争于壮愍之前，不获命。”“然壮愍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这正是何桂清、王有龄在暗算罗遵殿。

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这直接导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

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遵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桂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

这还不算，何桂清集团还在罗遵殿的恤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遵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

本年二月十九日，贼犯杭城，罗遵殿誓以死守，谕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计。”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妾当同死。”孀女陈罗氏，尝割股疗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遵殿有族侄妇周氏，苦节而贫，挈以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贼用地雷轰城。罗遵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卒救之回署，登时仰药。时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药……(12)

朝廷按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祜奏参罗遵殿守城无方，“一筹莫展，贻误生民”(13)，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这明明是何桂清、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

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淡翁事，鄙人亦甚悲悯不平。”(14)胡林翼更愤愤不平，致书罗遵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愠于群小，屈于人者，将申于天地”(15)。这里的“群小”，当然是指何桂清、王有龄等人。湘系与何桂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

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遵殿，他哪里能料到，不久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八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三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异常紧张。湖广总督官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一万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饷道竟无由通”(16)。粮食已经匮乏。至“十一月初，城中粮尽，升米银一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号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计一月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17)

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瑞将军昌托病不出，关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中丞日夜焦劳，心力俱瘁。”(18)湘系集团此时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续宜、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遵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抚一职。他说：

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锚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扼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胶削敛怨，势断不免。(19)

王有龄不能胜任，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阻滞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虑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适足害鲍也……鲍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弟为舍浙守江之陋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极知以浙委贼之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而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旆竟为浙中之行，仍求蔽护广信、抚、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弟与阁下之饷源断矣。”(20)

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遵殿的办法，来收拾王有龄。

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署自经。”(21)王有龄和罗遵殿一样，穷蹙自杀。

曾国藩达到了铲除何桂清集团在浙江势力的目的。咸丰十一年底，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推荐，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当初王有龄以罗遵殿“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建议朝廷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而后来王有龄也一字不差地重蹈罗遵殿的覆辙。现在曾国藩却宽容大度，建议朝廷对他照例“赐恤”。曾国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替罗遵殿昭雪冤抑，请求清政府对罗遵殿“从优赐恤”。在议及王有龄的恤典时，曾国藩夹雪夹雨，说王有龄污点很多，“迭被参劾”，“平昔苛派捐饷，严劾士绅，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绍兴之人恨其暴敛”，唯其坚守杭城，“见危授命，臣断不敢以一眚掩其忠节。该抚惟仍应表扬忠烈，赐予恤典”。(22)如此行文用笔，睚眦必报，可见他与何桂清集团积怨之深。

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

薛焕是四川人，曾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在何桂清的提拔下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苦于没有借口。薛焕等人看出何桂清的意思，适时进计，联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其实意在同逃。后来他与何桂清一起逃到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死后，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乞师。(23)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前往上海。不久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要求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

江苏巡抚薛焕……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上海）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所用）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24)

结论是巡抚薛焕用兵无能，吏治又复腐败，“不能胜此重任”。因此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在拿下了薛焕之后，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

何桂清逃走的情节，是非常恶劣的。江南大营崩溃时，他本应在常州组织力守。一是清代律法规定，大员如果弃城走，是死罪。二是弃城先走，则军心民心动摇，局面更不可问。所以已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知道他“欲弃城走”后，专门来信告诫何桂清，“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25)。千万不能逃走。

但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只想活命。他又是一个奸狡人，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禀牍大喜”，即以前往苏州“力筹防剿，以图根本”为名，准备离城出走。然而走之前，他竟然“特张榜禁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不许百姓和他同逃。“绅民曰：‘彼置吾辈死地，自示不走，无非使其独走之私，毋宁留之，俾与吾辈同死。’”(26)

总督一走，常州肯定不保，全城人民都要遭殃。所以当何桂清率部队逃离常州时，有许多绅民顶香跪留，堵塞道路，何桂清“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

薛福成记：

绅民耆老数百人，即夕执香赴辕门跪请留常。文经谕之，不散。执鞭之士出拱之，犹不退。何帅怒，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27)

何桂清一走，“城中文武皆奔散”(28)。城内外守军群龙无首，常州军心大乱，迅速沦陷，太平军屠城，死人不计其数。

消息传出，各地愤怒。当何桂清逃至苏州时，江苏巡抚徐有壬坚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何桂清不得已又转赴常熟，结果又吃了闭门羹。何桂清走投无路，最后以借洋兵为名，“托言借外兵”逃到上海。到了上海，他还上奏为自己辩护：“金陵全省皆溃，丹阳已失，钦差大臣和春退至常州，军务应归督办。而苏州尚无准备，故臣赴苏驻扎，以系民望。”“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能支持。”(29)

咸丰皇帝至此才发现自己看走了眼，竟然把天下大局托付给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人。何桂清和曾国藩是两种类型的人，何桂清以才干敏捷闻名，能言会道，一表人才，尤其善于和各方搞关系，是各方公认的办事之才。曾国藩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做事拙笨。所以朝中公论一直是何优于曾。在何桂清弃城逃跑后，朝中仍然有人反对以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持之最力的是汉军机匡源。他的理由是何氏远比曾氏“明练”：

何较曾尚明练，宜留任以观后效。(30)

然而，事实证明，“明练”、善应对、小聪明，在天下大难前是没用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从根本上做起。

咸丰对何桂清非常痛恨，在上谕中斥责他道：“闻风先逃，民望何在？该大臣既抵常州，有兵有将，声势自应更壮，何畏葸若此！”“平时无事侈谈彼短，一旦决裂，尚不自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负书生。”将他革职拿问，命地方官逮送何氏进京。(31)

然而当何桂清逃到上海时，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上海，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还在位，因此两人联手营救何桂清，一再上奏，多方庇护，请准何桂清留营效力，“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愆”(32)。说要利用何桂清的剩余价值，让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服罪。薛福成在《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中说：“总督何桂清弃常州也，巡抚徐节愍公严劾之，上命褫职逮问，乃由常州奔上海屡以激团练，购内应，谋复苏州为名，迁延两年，竟不就逮。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皆桂清旧时属吏，夙所荐达者也，颇力庇桂清，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夺后效，以赎前罪，诏不许。”不久恰好英法联军内犯，咸丰出奔承德，内忧外乱之中，没有再腾出工夫处理他，容他在上海租界苟且偷生了两年。

然而，曾国藩成了两江总督，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注定再没有何桂清的好日子过了。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立即拿着恭亲王奕

何桂清是个精通潜规则的人，被捕以前，已经“潜令心腹，以重赀入都，遍馈要津，凡有言责者，鲜不受其沾润。自谓布置停当，放胆而行，于同治元年（1862）春到京”(33)。1862年5月，入刑部狱的他仍然信心满满，以为可以死灰复燃，重新出山。因为一是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前朝罪臣，不肯轻做裁决；二是此时他的举主彭蕴章虽然已经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但是另一位反对曾国藩的重臣祁寯藻已经重新出山，再掌大权。

早在咸丰四年（1854），祁寯藻因不得咸丰欢心，抽身引退，告老还乡，在家做了六年寓公。(34)祺祥政变后，祁寯藻作为前朝元老重臣，又是肃顺的老对手，在新政局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立足未稳的两宫皇太后为了安定局面，笼络人心，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重新起用他，做了年幼皇帝的领班师父，让他再次进入权力中心。

因此何桂清入京后，祁寯藻一马当先，为营救何桂清首先单冲上折，他所持理由是：

刑部原奏即称遍查刑律，如临阵先退、弃城先逃等条，均罪至斩候而止，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引，又云情罪较重，拟以斩决，是为拟加非律，非臣下所得擅请……(35)

所谓“拟加非律”，即不依本律，另定刑罚之意，不独非“臣下所得擅请”，即在上者亦不宜出此，否则就有残暴之嫌。嗣君新立，两宫垂帘，不宜以严刑峻法作为统治手段，否则将大失民心。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薛福成评价说：“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驳。”

祁寯藻的手法是先由斩立决争取到斩监候，然后在秋审案内，再活动减轻。他的行辈甚高，影响力非同凡响。在他的率领下，“救何派”一下子纷起，上疏申救何桂清者共十七人：“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具一疏，其余五人则余忘之矣”(36)。可见何桂清奥援势力之雄厚。

但是另一方面，要求杀掉何桂清的人势力也很强大。何桂清逃亡情节残忍卑劣，江南籍特别是苏常籍的官员必欲杀之而后快，所以也是接连上疏，力争不让，称“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

朝廷非常为难。

何桂清一案的一个关键点，是弄清他当初为什么由常州逃跑？如果是只为逃命，当然要杀。可是如果有证据能证明他确实是为了外出组织更有效的抵抗，就可能不死。刑部审问他时，何桂清拿出一份薛焕等人所具的公禀，说是薛焕等数名部下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以此证明他本心并不打算弃地：“退至苏州，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也。因引薛焕等四人禀牍为证。”(37)

那么，这张公禀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当时的形势，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朝廷降旨，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这些情形具奏，以备朝廷定夺。

曾国藩在京师的耳目众多，对何桂清一案的发展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

咸丰八年（1858）再度出山之后，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相当老到。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但是对何桂清不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祁氏联为一体，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置何桂清于死地。

曾国藩的回奏很有特点。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复奏措辞，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首先他说，这道公禀是出于当时的实情抑或事后伪造，调查起来很复杂，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督抚权力巨大，可以主掌下属一生荣辱，因此既能使下属曲意逢迎在先，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

接着，曾国藩又说，他掌握有何桂清造假的前科。咸丰十年（1860）七月，嘉兴大营将弁数十人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暂时不要解往京师，求曾国藩代为转奏。曾国藩通过调查发现，此事只不过是军中几个人所为，因此没有为他转奏。所以薛焕等四人禀牍不足为证：

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将弁联名数十，具呈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由王有龄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访，不过通知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龄已两次具奏。观营员请留之呈，则司道请移之禀，盖可类推，毋庸深究。

接着他又说出一段非常关键的话：“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38)

也就是说，因为封疆大吏要死守城池，这不光是朝廷的要求，更是一个读书人的大节，本不容有丝毫含糊。高级大臣，为了逃亡忍心害理，枪杀百姓，就凭这一条就足以处死，不必追究有没有这个公禀。

曾国藩的这道复奏，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无法反驳，因此要了何的命。何桂清不久即被弃市。曾国藩集团终于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1)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5页。

(2)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521页。

(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866页。

(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5)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

(6)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251页。

(7)　杨剑利：《同治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8)　欧阳昱：《见闻琐录·曾文正不交权贵》。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9)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6页。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159页。

(10)　事见《能静居日记》：“何督先劾浙抚罗遵殿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127页。

(11)　乐炳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9页。

(13)　项文惠编：《明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杭州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26页。

(15)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06页。

(16)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7页。

(17)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73页。

(18)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72页。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350页。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37页。

(21)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26页。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4，岳麓书社，2011年，第24页。

(23)　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25)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26)　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49页。

(27)　同上。

(28)　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50页。

(29)　《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323页。

(30)　《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172页。

(31)　薛颂留主编：《皇朝掌故辑要》，华文书局，1970年，第1129页。

(32)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页。

(33)　沈守之：《借巢笔记》，第25页。转引自宝成关：《奕

(34)　孙丽萍：《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35)　《清史列传·何桂清传》，转引自孙家红：《清代的死刑监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8页。

(36)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页。

(37)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1642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5，岳麓书社，2011年，第75页。

第十一章

1．著名的“天京”攻坚战

在奕

有了这样好的政治大环境，曾国藩在拿下安庆后制订了三路大进军的计划，大举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全面反攻。

在中路，他的弟弟曾国荃部自安庆沿江直下南京，目标是攻取太平天国的首都。

在东路，李鸿章创建淮军，奔赴上海，接任江苏巡抚，准备以上海为根据地，进军苏州、常州，进而收复江苏全省。

在南路，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军浙江，收复杭州。

看起来万事俱备，天时地利人和皆具，湘军的大反攻应该会势如破竹，马到成功。然而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1)。大功克成之际，往往烦恼尤多。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这将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

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他三路：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庐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路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突破阻碍攻向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复制安庆之战，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

通过安庆之战，曾国荃名满天下。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后，他先回乡招募了大批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然后于同治元年（1862）初雄心勃勃地率领吉字营，循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先后攻陷含山、秣陵关、大胜关等地，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扎下营盘，准备夺取天下第一功。

然而，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他快，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

安徽巡抚李续宜刚准备出师，忽然接到父丧之信，匆匆回家奔丧，这一路于是落空了。

鲍超则被太平军重兵阻于宁国，欲进不能。

至于多隆阿，在上次安庆之战之后，因为功高赏薄，已经心凉了。多隆阿是旗人，对汉人本来就看不起，何况曾国荃仗着哥哥的权势，飞扬跋扈，颇难相处。他之所以能为胡林翼所用，只是因为胡林翼笼络人的手段特别高明。胡林冀去世后，他再也不愿与曾国荃协同作战，因此攻下庐州之后，他按兵不动，迟迟不向南京进发，“不与曾国荃同处”（《湘军志》）。恰好不久西北军事紧急，他自请远走陕西，再也没有和曾国藩兄弟打过交道。

西路也因此没有了。四路人马，其余三路都不能按期抵达，驻扎雨花台的吉字营，实际上成为孤军。

曾国藩大吃一惊。因为曾国荃所处态势和当年李续宾在三河镇的情形非常相似，很可能被全部吃掉。

早在曾国荃一路杀向南京的时候，曾国藩就多次命令他先停一停，等等其他几支。但曾国荃却全不管这一套。

在湘军的各将领中，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亲弟弟。曾国荃带兵后，曾国藩对他的表现总体上是相当满意的。(2)但是，曾国荃身上的缺点也非常突出。

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性格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他已经看到了结尾。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去过一趟北京，没出过远门，也没办过大事，年纪轻，见识窄，经验不足。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加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减法。

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安排。然而曾国荃对曾国藩却不是特别地佩服，总认为老兄做事过于迟缓迂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过于“唐僧”。对曾国藩的批评，曾国荃虚心接受的时候不多。

因此他根本不把曾国藩的命令当回事，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违抗军令一路向前猛攻，“随风直薄雨花台”(3)，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之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李臣典、萧孚泗等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想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同时估计一下要挖多长的沟才能把它围起来。

这一走才发现大事不好。

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座城池，前后花了二十一年。它周长九十六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城墙不能比的：城墙基础宽十四米，最宽处达三十米，高十四至二十一米。基础用巨大的条石砌起，墙体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

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周览金陵城墙的全貌。这一下曾国荃傻了眼。安庆城墙不过“九里十八步”，他们修了七十里的长壕和长墙来围困。南京九十六里，还不得修七百里的长壕和高墙？那岂不是要和秦始皇一样修起一道长城？

他可没有秦始皇那样的人力。他的吉字营不过两万人，撒在金陵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大锅里，根本看不到影。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到底是什么意思，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

但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也不肯轻易退兵，轻进轻退，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只有硬着头皮先挺下去，等着其他几路湘军到来。

太平天国方面自从攻破江南大营以来，天京附近已经两年没见敌军。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被调回救援，李秀成率军十余万，号称六十万，迅速抵达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此时，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王定安《湘军记》称：“金陵围师亦苦疠疫。闰八月，疾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4)事后统计，两万湘军中，约一万人得了传染病。

因此雨花台这场战役，看起来实在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且从上海获得了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湘军不但武器落后，而且疾病减员严重。

太平军援军联营数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曾国荃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帐篷，能战的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到了这个时刻，曾国荃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不应该孤军深入。他请老兄急调救兵。“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百叩求兄做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

也就是说，如果再有一个月没有援兵，我这里就不堪设想了。务求老兄原谅我从前违命的错误，救救老弟我。千万不要不管我啊！

其实不待曾国荃请求，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居然把自己的亲兵护卫四百人派了过来，但是这点人只能起到壮胆作用。

2．曾国藩人生最焦灼的四十六天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十六天。这四十六天，不但是曾国荃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四十六天。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曾国荃少。

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六十吨米，然而，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控制，“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有多困难。即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这支大军每月将近两千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6)所以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

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弟守事既稳，以后余惟多办银米子药接济，弟可放心，断不缺乏。

也就是说，李秀成部至少十万人，每天需要吃上千石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的两年，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三万石，也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米可以运出。因此你不要太担心，李秀成挺不了太久。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

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接沅甫弟信，知伪忠王大股援贼扑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

第二天又说：“粮道可危，寸心如割。……旁皇绕屋，焦灼万状。……竟夕不克成寐，四更末即披衣起坐。”

他本来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九月初五日这一天，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本日午刻不接沅信，悬系之至。……绕室旁皇，莫知所以为计。不知沅弟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抑全军决裂乎？……晡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候沅弟二十九日信。”(9)

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头一天曾国藩担心沅弟是不是受了伤，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二十八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10)

曾国藩本人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是他承受不起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荃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

哪知就在这个时候，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漕折，“九月，葆桢以本省防军需饷，截留漕折月四万两”(11)。这个决定非常突然，少了这四万两的采购经费，曾国荃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

这大出曾国藩的意料。

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入过曾国藩幕府，后来又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欣赏，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

沈在江西之初，束修自好，且有胆识，吾常器之。(12)

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13)。第二年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因为沈葆桢以前不过是个道员，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在清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按照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

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个原因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同。

作为节制四省、指挥整个战局的第一责任人，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目的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

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中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江西已经成为后方，不再有重大战事，因此他对江西的供饷能力寄予极大希望，希望沈葆桢能迅速把江西治理好，以源源不断地供给湘军军饷。

但是沈葆桢却不这样想。沈葆桢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自幼即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决不在做曾国藩的附庸。”(14)

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耆龄、恽光宸、毓科，皆守承平制，委权司道；其御大寇，皆倚客军。”(15)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的人，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然而军事瞬息万变，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四万两漕折，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沈葆桢截留四万两军饷本来已经出格，更为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16)。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17)

事出意外，曾国藩一下子陷入焦虑之中。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又未接沅弟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无已。(18)

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是两个字—恩与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在日记中记道：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19)

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的布政使两个人似乎处处与我为难，令我心中抑郁不自得。本来我因为南京和宁国的军事危局忧灼不已，现在又因为江西官员的掣肘而闷损不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20)

三更睡下，五更又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十分之二三是因为与属下的恩恩怨怨而愤懑。

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白天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了床又常常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地痛。

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就曾在日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21)

也就是说，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愤懑。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岂不也是我和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我的心性。

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偃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22)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23)在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请求他们“常惠箴言，并赐危论”(24)。

经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也是为公，所争毕竟不过四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寅谊”(25)。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双方相持到十月四日，天气已寒，太平军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曾国荃终于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四十六天。

但是湘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湘军“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26)。郭嵩焘亦认为此“极古今之恶战”(27)，特别是随曾国荃作战的曾国葆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令曾国藩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雨花台大战后，曾国荃胆气复壮。他坚持驻扎雨花台，不肯少退，“派得力哨官回湘募勇”，增加人力，以图合围金陵，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三万五千人。曾国藩也调兵遣将，全力支持，将萧庆衍部一万五千人调至天京城下助攻，这样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达到了五万人。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浦，为曾国荃扫清周围。

曾国藩为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好了一切准备。曾国荃也很争气，在水师的配合下，接连拿下了天京城外的多个战略要地，特别是与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洑洲，军事进展看起来很顺利。曾国荃本来听降卒称，南京城中“粮不足半年”，所以认为一年多拿下南京应该没有问题。

然而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正如曾国藩说过的“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28)，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一是乘夜偷爬城墙，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墉堞高峻，“至低之处犹及七丈以外”。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在防御上又经营多年。他们“复工于设守，梯冲百具，无所用之”。要靠爬城墙进去，几无可能。

那就只剩下地道战一法。然而太平军除在城墙上严密巡哨之外，还在城内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埋放许多大缸，令人蹲在缸里细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然后或与敌人对挖地道，使其炸药不能奏效，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破坏其轰城计划。有一次，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但仍隔着护城河，不能迅速涌进，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坚守如故。

曾国荃百计无效，看来“止可为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毙之一策”。(29)只有等城里粮绝，活活饿死。然而天京的存粮实际上也远多于他城，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希图策反。然而南京城中多是太平军“老兄弟”，信心坚定，不能奏效。

曾国荃百计尽施，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三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进展都非常顺利。

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不久，借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迅速西方化，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赫赫。

而左宗棠的战功也一样不凡。左宗棠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围困杭州。大致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

这样，到了同治三年（1864）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

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铁桶”围城。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就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显得太“原始”，太“笨”了。人们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各种“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30)，还有人“作《老妇行》，以讽金陵战事”(31)。

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察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四十岁，头发居然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大为惊讶。

3．恩将仇报的沈葆桢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的时候，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问题。

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严密，曾国藩不断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无法跟上来。同治三年（1864）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十万，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长达十一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三成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荃部的士卒只好靠稀粥度日。

同治三年（1864）二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勇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食粥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十天粮食的所以每天只能喝粥“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责其忍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32)如果再过一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赍未尽我食先匮”湘军纪律开始一天天坏起来九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竟此一篑之功”(33)萧庆衍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嘱”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蒇此一篑之功”(34)从此曾国荃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35)

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他全力罗掘，四处求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日来因金陵未复，沅弟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厘金，及杨复成饷侵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矣，任事之难也！(36)

上一次争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一次曾国藩不能再忍了。因为南京的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达极为困难的境地。以前所争，不过三四万两，这次却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明，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

沈葆桢（1820—1879），林则徐女婿，晚清重要大臣之一

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

过去，和春等人领导的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但是最后一着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继，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的厘金。

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揭沈葆桢的老底，历数他的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的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的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的厘金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

臣尝细绎《会典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

……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37)

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

以私情论，官场上的举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导致两人成仇。但是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一直特别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么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客气。而沈葆桢却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让他实在不能再忍：

人恒苦不自知，或臣明于责沈葆桢而暗于自责？臣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残微不慎，动成仇隙？然臣阅世已深，素以挟权、市德为可羞，颇能虚心检点。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咨抄件，让沈葆桢那些倨傲无理的言辞公之天下。

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牍、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市德、措辞失当者，请旨饬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呈。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谴罚；即有隐匿，臣亦必痛自惩艾。若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38)

也就是说，除了这两次争饷中的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市德卖好、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尚意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了。

这封奏折文字稍嫌激烈，不过数年积郁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有问题。

谁知朝廷的回复大出他的意料。

太国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奕

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归中央。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暴露，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了空间。

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各分一半：

其江西茶税、牙厘，拟照该抚所请，即归江西本省经收，分提一半作为该省防饷，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39)

从表面上看，清朝政府左右为难，只好做和事佬，实际上这次斗争的结果，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

曾国藩对此感觉非常意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的抑制措施。他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说：

酉刻，与纪泽儿一谈出处进退之道。……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则以饷项太绌，恐金陵兵哗，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贻患江西；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尤著，亦为可惧。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销兵不用，吾引退而长终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40)

这一天他罕见地与儿子纪泽谈到出处进退之道，为大功告成之后的仕途选择做准备。他说，争饷一事导致他愁肠九回，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此时更加令各处怀疑自己过于专权霸道。反复思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病请退，回家休息二三年。如果太平天国战争顺利结果，他终老于山林之中，不再复出，那么对公家，对个人都是幸事。

朝廷虽然偏袒沈葆桢，但曾国藩说金陵如果饷银不继恐怕决裂的话，对朝廷当然也不是没有震慑作用。所以数日之后，朝廷又发来一道公文，将李泰国所购轮船的退款五十万两拨归曾国藩使用。“以金陵功在垂成，而饷需短绌，竭力筹济，以期迅速蒇事。着即照所请，将该衙门总税务司赫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五十万有奇，如果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曾国藩军营充饷。”(41)

五十万两轮船退款中二十一万两尚存上海、九江等关，可以立刻提取。此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三十万串，乏饷问题才基本解决。(42)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了将来功成身退的想法，为将来裁撤湘军埋下了伏笔。

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曾沈二人至此也彻底决裂，形同陌路，多年不通音信。直至1867年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时才又有了偶尔的联系，但书信疏淡，门面敷衍而已。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么可以迅速攻下南京的办法，曾国荃情绪焦躁，因为常常生气，身体越来越差，“肝病已深”(43)。给曾国藩的书信中也常有“词气戆激”。

曾国藩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劝慰曾国荃，要求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样重。曾国藩说，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节点，时间掌握在上天手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因此，只要尽了人事，就可以心地坦然。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44)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45)。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46)

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至大，人力所能为者至小。

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47)

也就是说，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此外，到底什么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会否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你现在急着马上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比如：“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48)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的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49)富贵功名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己才能得到好处。“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50)

曾国藩、曾国荃有充分的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但是朝廷却忍不住了。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曾国荃迟迟不能建功，总不能让众人都无事可做，袖手旁观。朝廷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

曾国荃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当然反对淮军染指，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得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一次次抗旨。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51)

这番话，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

曾国荃的压力因此达到了极点。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30页。

(2)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弟在外数月，声望颇隆。”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78页。

(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97页。

(4)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23页。

(5)　曾麟书等撰，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208页。

(6)　［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5页。

(7)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1页。

(8)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34～335页。

(9)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37页。

(10)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38页。

(11)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798页。

(1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同治六年十二月一日。岳麓书社，2013年，第1134页。

(13)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3页。

(14)　史林编：《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15)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62页。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86页。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99页。

(18)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

(19)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41页。

(20)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43页。

(21)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47页。

(22)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9页。

(23)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2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599页。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88页。

(26)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25页。

(27)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5，岳麓书社，2012年，第512页。

(28)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72页。

(29)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44页。

(30)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74页。

(3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16页。

(3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43～744页。

(33)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39页。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118页。

(35)　赵烈文对曾国荃部的纪律混乱实在看不下去。有一次，他因为陈湜部扣留城内放出妇女一事去找曾国荃，要求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不提如何处理陈湜，只对他诉苦，说：“欠饷过多，勇丁多食糜粥，各统领营官俱愧见之，无颜更绳以法。目下食米将尽，采办无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又言夜梦登山至顶，顾视无返路，进退不可，疑非吉兆。言次神色忧沮。”纪律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勾起了曾国荃的满腹忧伤，能言善辩的赵烈文也感到“无言可以慰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42页。

(36)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28页。

(37)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84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86页。

(39)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95页。

(40)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33页。

(41)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100页。

(42)　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43)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86页。

(4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87页。

(45)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62页。

(46)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47)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89～190页。

(48)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6页。

(49)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48页。

(50)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76页。

(51)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

第十二章

1．朝廷的两记闷棍

在各方压力下，曾国荃精神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身体也出现严重症状，他身上大面积长癣，吃不下饭，多日连续失眠。

没有其他办法，曾国荃只好继续疯狂地开挖地道。进入同治三年（1864）以来，湘军已经挖了三十三处地道。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李秀成登城遥望，只须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而发黄。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从城里向外挖，提前进行破坏，所以湘军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了一两千，都难以奏效。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南京

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九十九条地道不成，我再挖第一百条。

终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所挖地道有一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下令点火，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声如巨雷，城墙崩塌二十余丈。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阵脚大乱。到黄昏之时，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

曾国荃仰天长叹。多年的辛苦，这次终于到头了！两年多以来，曾国荃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如今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巷战正在激烈进行，内城还没有攻破，太平天国首领们的下落也还没有结果，但是曾国荃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所以没有继续指挥战斗，而是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一齐流下。此刻他只想马上躺到床上，好好睡上一觉。(1)

但是睡觉前还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汇报这一天大的喜讯。正像曾国藩当初嘱咐他的一样，奏折写得很简短，主要内容如下：

臣国荃……见攻克省城大势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一面饬官军环城内外扎定，兼扼各路要隘。……惟首逆洪酋等所居，筑有伪城甚大，死党不下万人，经官军四面环攻，尚未破入，大约一二日内即能剿洗净尽……(2)

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朝廷日夜盼望捷音，所以外城攻破之时，立刻回营写折子，简要汇报一下，以慰主上焦急之心，让主上早一日高兴宽心。至于南京内城，因为很大，现在还没有攻下，估计得一两天后才能得手。

写好了这封奏折，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曾国荃安排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只需四天工夫就可送到皇太后皇帝面前。奏折的副本，曾国荃也安排人以四百里的速度送往安庆曾国藩处。然后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倒头便睡，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

六月十八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已经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3)。

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从咸丰三年（1853）创建湘军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曾国华、曾国葆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籍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承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才换来这一张捷报。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

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4)

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

洪杨集团……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单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5)

除了文化理念外，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远低于清政权。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通常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6)

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

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7)

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百倍。上面要求收一百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二百两、三百两甚至一千两：“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8)

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9)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残忍。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七十文。“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10)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

三月，荞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农家……甚有情极自尽。

也就是说，麦苗刚长出来，太平军就开始横征暴敛。一会儿要几百石米，一会儿要几百两银子，一会儿要各种工匠去服役，一会儿又要油要盐要柴要烛，一会儿又要几十条大船，一会儿又要几百个人去做小工。一会儿一变，毫无章程，搞得地方鸡犬不宁。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家都已经被扫荡一空，借钱都没处借，但是太平军却前来催逼，有的人情急之下，只好自尽。

因此很自然，在当时长江中下游太平军控制区，经济遭遇巨大破坏，民众的生活远比以前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1857年1月15、21、31日刊登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

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西洋人富赐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尚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其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已经被太平军控制，其变化令他惊讶不已：

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

城市的变化如此，农村的变化也同样令人唏嘘。另一个外国人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它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得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12)

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

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

另一处的记载是：

我们在宝堰弃船登岸，从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老百姓，当地人见到陌生人并不像运河沿线寥寥无几的可怜人那样恐慌。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氛围。许多老百姓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并且重操旧业。……当地人向我们讲述了太平军战事爆发后令人悲伤的历史，以及他们对新近征服地区的处置方法。一开始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杀戮，然后掳走年轻的男人和女子，所有能够带走的值钱的财物都成了征服者的战利品，仅撇下年老的男人和妇女。大批难民逃到扬子江北岸以等待局面的好转。

所以亲临其地的夏福礼如此总结：“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做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14)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5)

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

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美国学者何炳棣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一亿以上。

不管怎么样，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十四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归复一统，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

按曾国藩与曾国荃事先的计划，城破之后，先由曾国荃上一个简短的折子报喜，然后详细情况再由曾国藩这里上报。曾国藩主要是怕弟弟考虑不周，出什么娄子。这是他们兄弟血战多年的收官之折，也将决定他和弟弟的功名，怎么能不谨慎从事。

六月二十三日，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文字第二长的，“也是曾氏三十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

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为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士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18)

这表面上推功于皇帝太后，实际上是说明自己和弟弟功劳之大，烈于前古。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当时战争蔓延十二省，三百多座城市曾落入敌手。嘉庆朝平定白莲教起义，涉及四省，收复不过十多座城市。而这次平定太平天国战争，战争持续十五年，战火燃遍十六省，收复城市六百余座，而且其中收复冯官屯、九江、安庆及南京，均极为艰难。规模之大，过程之艰难，远过于其他战争。之所以最终成功，主要是以前的咸丰皇帝和现在的皇太后领导得好。宫中虽然俭省，但是军费并不顾惜。平时不轻易赏人，但对功臣经常破格。自己虽然很有本领，但是能尊重前方将士的意见。

推功于领导，这是政治的惯例，同时称颂领导“不惜破格以奖有功”，显然就是为自己和部下请功的意思。唐浩明评价说：“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评功摆好。”“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种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扬扬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世作风浑然一致。”

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六月二十六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发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指责。

上谕说：“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首逆。乃因大势粗定，遽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万一。……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通篇没有一句表扬，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不应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老营。曾国荃原奏说“见攻克省城大势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朝廷意思说南京城外城之中，还有内城，他应该一鼓作气，将全城攻下，生擒太平天国首领，然后再上奏不迟。先头部队刚刚冲进城里，你不忙着指挥战斗，忙着回营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急着表功？

这道上谕，语气非常不客气，提醒曾国荃不要“骤胜而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曾国荃的厌恶，简直是一记闷棍，打得曾国荃晕头转向。

这还不算完。

七月十一日，朝廷又给曾国藩发下一道廷寄，追问天京财富下落。上谕说南京城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现在怎么没听你们兄弟提起？如果金陵真有巨款，自然应该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用。但是，这道上谕的重点还不在这里，而是其中借题发挥的几句话：“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21)

这是旁敲侧击，训斥曾国荃，而且语气相当不善，意思是说，曾国藩是儒臣出身，修养有素，朝廷是能放心的。而曾国荃则不那么令人放心，可能承受不了几天皇恩，就被拿下。

连续挨了这两记闷棍，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得云消雾散。他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曾国荃的“经济问题”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朝廷的猜忌。

湘军攻陷天京不久，朝廷论功行赏，“特沛殊恩，用酬劳勚”，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赐名毅勇，世袭罔替，晋太子太保；曾国荃则“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22)表面上看，曾氏二人声望达到最高点。

但实际上，曾国藩兄弟已经步入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因为狡兔已死，走狗当烹。曾国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五万嫡系，一共达十二万人。太平军一灭，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所以慈禧对湘军疑惧之心大增。七月十八日（8月19日），江宁将军富明阿来金陵，托言是查看金陵原驻八旗兵的旗城情形，实际是僧格林沁写信让他来查访擒获李秀成的真伪及曾氏兄弟的虚实。

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素来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抢劫大屠杀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

六月二十六日上谕中，朝廷担心曾国荃部“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专心抢劫财物，导致城中精锐“委弃辎重，饵我军士而潜出别道，乘我不备，冀图一逞，或伺间奔窜，冲出重围”(24)。事实证明，这道上谕是有先见之明的，说明朝廷对曾国荃部了解很深。

曾国荃带的部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另一个是残酷好杀。

《清稗类钞·忠荩类》记载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听了，大笑说：“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

这虽然是一则野史，不过也透露了一点真实。那就是曾国荃虽然也是秀才出身，但是他做事直截了当，没有曾国藩那么多道理可讲。他讲究的只有两条：在战场上，谁敢后退，杀；打了胜仗，抢。这就是他所说的“赏罚严明”。在曾国荃的指挥下，吉字营形成一个“惯例”：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大抢三天。这就是曾国荃兵法所谓“用贪用憨”。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荃拿下安庆后，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载，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斸地，至剖棺以求财物。”(25)有一个士兵抢到了七百两白银。城中凡是能拿的东西都拿光了，不能拿的都毁棹。毁墙挖地，甚至连棺材都被打开，来寻找财物。

曾国荃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其实主要靠一个信念：如果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26)湘军上上下下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曾国荃对将士们的这种心态当然心知肚明。他是一个极重乡情的人，正想以此作为对这些追随自己的老乡的最后报偿。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一攻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也就可以想见了。夺占天京后，湘军焚掠屠杀，大火七天不熄。

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幕府的重要秘书之一。此人虽然年轻，但是明敏有远见，深得曾国藩器重。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派他到曾国荃身边，希望多谋能断的他在大事上能替九弟把把关。7月26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

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27)

也就是说，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外，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找到财物之后就被放走了。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挖，就被杀死。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四十岁以上的，都被砍伤，身上或中十多刀，或中几十刀，哀号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

赵烈文是江苏人，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找到曾国荃，要求他马上制止抢劫。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就是说，我怕军纪太乱，出现问题，劝曾国荃前去镇压。曾国荃那时候很疲乏，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瞪着我问，你让我去哪？我说，城墙缺口很宽，怕太平军逃出，您应该亲自指挥堵御。曾国荃却摇头不答。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29)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镃货尽入军中”(30)，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听说曾国荃捞了几千万两，除了给上级上贡一些外，都运回老家了。

曾国藩兄弟两个因为如何处理个人经济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论。

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五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塔齐布、李续宾等人取与如何呢？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原来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每年寄回家里的银子极少。父丧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父亲曾麟书支撑这个家非常不容易。同时，自己的很多亲戚族人也都为穷困所窘。比如曾国藩的大姐王曾氏，出嫁后不久丈夫就患疯痰之症，大姐支撑着整个家，“备历艰苦，贫穷抑郁”(33)。

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考虑。曾国荃性格慷慨，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因此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

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大批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湜等部“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

然而，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三月二十日，他在家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35)

也就是说，李续宾围九江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续宾的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人出来。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你可以参考他的办法。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曾纪芬说：

（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36)

也就是说，每下一城，他都会发一次财，回家买地建屋一次。咸丰九年（1859）冬，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为“大夫第”。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第就要扩建一次。大夫第修建总共历时八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37)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讥之……以为似庙宇”(38)。王闿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39)。

对于曾国荃修建大夫第这座大宅，曾国藩很不同意。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劝诫不断。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

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40)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旁风，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41)

曾国藩再次写信说，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是因为这关乎曾国荃在官场上的发展。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物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

他还说，如果你读一遍二十三史，就会知道，历史上做到我这样功名地位的，能得到好下场的极少。我怕我在高位时，不能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当我倒霉时，反倒会带累你们。所以我们兄弟在太平时应该相互提醒劝诫，不要犯大错：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42)

曾国藩表面上是说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

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地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

然而攻下南京后曾国荃才发现曾国藩确实有先见之明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富明阿来暗访泊船水西门恰好见到湘军纷纷从城上吊出木料、器具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像今天的巨峰葡萄那样大而且还会放光“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43)

又说“（曾国荃）获一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裂开一道缝，里面黑子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都靠不住。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传说中。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财宝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人们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一个“翡翠西瓜”。这个西瓜，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

不论如何，慈禧和恭亲王本寄希望于用南京城中的巨额财富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部抢得一毫不剩，岂能不恼怒异常。南京附近的普通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44)

其实曾国荃是有点儿冤枉的。虽然曾国荃的部下抢了很多东西，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染指太多。我们来看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由此判断，赵烈文日记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这样的话。

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45)。

就是说，在天京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

按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

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46)就是说曾国荃同治三年（1864）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三万两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五千四百两，那么六年收入就三万二千四百两，而他这次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

所以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婪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读书人。然而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却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正如曾国藩所说，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47)。

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

3．自剪羽毛，让曾老九离职

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

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易理。《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48)同时兼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入世已深，居位过高，中宵默念，但觉世味日多，天机日浅，若不早谋引退，将来斗智竞力，日入俗吏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为了做事，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引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决计引退”(49)。

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

曾氏兄弟二人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两人须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也最厌恶的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朝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50)

让曾国荃暂时离职（当时叫“开缺”）的理由，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在奏折中也点明，此举也是“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51)

按传统时代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反应奇快，九月初四日即发下上谕批准，其间仅仅隔了七天。可见慈禧和恭亲王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曾国荃从他们眼前消失。

清廷对曾国藩更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三日致李鸿章的函中说：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52)

长江三千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因此别人怀疑我手中兵权过大，说我掌握四省财政，对天下各处军队都有影响力，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毅然决定裁撤。

七月十三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两万五千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之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湘军也大部遣散。

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此时湘军已染上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53)

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京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财务总管李瀚章说：“各路军营免办报销，近日皇恩浩荡，此旨尤为出人意表。……闻此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将愈，感激涕零。”(54)

4．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

不过，处理好撤军事宜，并不意味着曾国藩解决了全部危机。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

曾国藩与左宗棠渊源也很深，他们也是湖南老乡，年龄只差一岁。左宗棠自幼聪明，才华出众，可惜中举之后三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因此无法以正常方式进入仕途。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墨绖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时，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友。左宗棠以师爷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燮，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55)。曾国藩闻讯“焦灼极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化解了此难。

左宗棠脱身以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56)，皇帝于是命左氏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五千人，屡立战功。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二年（1863）三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

应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

左宗棠

天京陷落，曾国藩兄弟封侯。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幼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即回营大睡，未进行严密布置，吉字营上上下下忙着抢劫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护送着幼天王冲出城墙。曾国荃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他的判断是天王府火势猛烈，幼天王等应该已经死于火中。因此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说：

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57)

也就是说，根据城内太平军俘虏供称，洪秀全已经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服毒而死（事实上并非服毒，曾国藩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洪秀全是死于湘军攻城的压力之下），埋在了伪王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瑱继位。城破之后，幼主已经在宫中举火自焚。等以后火熄，当挖出洪秀全的尸体，查到洪福瑱自焚的确切证据，再行上奏。

这样来说，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但是不久之后，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幼天王已经远走。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犹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国藩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向朝廷汇报，措辞中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难堪。

让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堵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军将领不先禀告他，直接将此消息报告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按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向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这么做的，只有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的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日直接奏报朝廷：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瑱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58)

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幼天王逃到了广德，被堵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骨干，又拥十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为号召，实在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

这道奏折，不但有实情，还有夸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他受到太平天国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幼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幼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

左宗棠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朝廷，幼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这一半成功，骗得了封侯之赏。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59)

这道谕旨语气空前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

虽然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60)

后来虽然曾国藩创建湘军，在两湖接连取胜，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国藩。他在与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中提到曾国藩时经常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61)，“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62)，“于兵事终鲜悟处”(63)。

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以为自己肯定能早早科名发达，不料连年落第，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64)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地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除了“科举情结”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汉武侯自比。继又言：‘今亮或胜于古亮。’”(65)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如谓不信，请看这样一个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66)

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曾国藩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时间，并无特殊建树，朝廷又擢升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清廷极为深刻的用心。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这一策略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国藩获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心里非常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后来，他曾这样对郭嵩焘说：“阁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67)也就是说，你一直只推崇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为了讨好我，说我可以和曾、李并列。其实你这样做，是不了解我。言下之意是，我比他们高得太多了。

所以，获知幼天王的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这个举动。

如果仅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更让他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到如此地步。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68)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撒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69)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70)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71)

就是说，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时，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然而，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出来后都说，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理，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

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郭嵩焘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72)就是说，吴士迈（号退庵）在左宗棠营中吃了两顿饭，都和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73)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74)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曾国藩收到郭嵩焘的信后，并不生气，盖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复郭氏信中委婉地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

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什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75)

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但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可以说他淡然，也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继续西征。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西征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甚至这样说：“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76)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一旦停了，命就没了。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地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77)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78)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79)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80)

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

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斤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81)

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他曾经说，李榕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呢？举重若轻而已。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82)

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但不管这个事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1)　赵烈文描述：“中丞衣短布衣，跣足，乱发汗泪交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99～800页。

(2)　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20页。

(3)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65页。

(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5)　钱行编：《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6)　夏福礼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年，C.2992，第13～16页。夏福礼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

(7)　夏福礼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年，C.2992，第13～16页。

(8)　沈梓：《避寇日记》卷一，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826页。

(9)　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1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84页。

(11)　戴璐、柯悟迟：《藤阴杂记　漏网喁鱼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56～57页。

(12)　卢海鸣、邓攀编：《金陵物语》，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10～111页。

(13)　卢海鸣、邓攀编：《金陵物语》，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14)　夏福礼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年，C.2992，第13～16页。

(15)　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335页。

(17)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300页。

(19)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1～212页。

(20)　《湖湘文库：曾国藩全集》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3页。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53～354页。

(22)　当然，对这次封赏，曾国藩其实并不满意。功绩远过平定三藩，但获封远不如三藩或者其他战争中的一些人高。咸丰本来许诺平定之后，首功者封王。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曾国藩在致曾纪泽信中没说本人获封低，但是说这次获封爵之人太少：“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窃上赏，寸心深抱不安。从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较多，求阙斋西间有《皇朝文献通考》一部，尔试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平准部封几人？平回部封几人？”《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09页。

(23)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三年四月八日日记中写道，拿下南京之后，曾国藩在朝中马上不如以前吃香了。最早朝廷把两江总督大权给他，是迫于形势，没有办法。现在太平天国既灭，很多人也就看他不顺眼了：“中堂（指曾国藩）近岁主眷日衰，外侮交至，无他，不得内主奥援耳。……同治改元至今，东南大局日有起色，泄沓之流以为已安已治，故态复萌，以私乱公。爱憎是非，风起泉涌，辄修往日之文法，以济其予夺之权。数期之间，朝政一变。于是天下识时俊杰之士，皆结故旧、驰竿犊、揣摩迎合，以固权势而便兴作。外之风气亦一变。”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72页。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3页。

(2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355页。

(26)　孙文川：《读雪斋诗集·兵官谣》，《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5页。

(27)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805～806页。

(2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800页。

(29)　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985，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30)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70页。

(31)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八，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3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6页。

(33)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

(34)　曾国荃在拿下第一个城市吉安后，就曾经大杀过一回俘虏。他在家书中说：“十一早，弟营纳千余人。……弟先与各军商定，原只赦其妇女小孩，仍杀其强壮能为贼者（弟营杀四百余人，赦七百余人）。”这其实是贯彻曾国藩“于投诚之贼，凶悍者一概杀之”的要求。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5，岳麓书社，2008年，第71页。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66页。

(36)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12页。

(37)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8～9页。

(3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107页。

(39)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第66页。

(40)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1页。

(42)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3页。

(43)　徐珂编辑：《清稗类钞》第2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69页。

(4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06页。

(4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6页。

(46)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4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85页。

(48)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08页。

(49)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

(50)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18页。

(51)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46页。

(52)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64页。

(53)　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54)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113页。

(55)　《清代野史》第6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284页。

(56)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

(57)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页。

(58)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4年，第421页。

(59)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56页。

(60)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80页。

(61)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186页。

(62)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271页。

(63)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264页。

(64)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2014年，第20页。

(65)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63页。

(66)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2014年，第239页。

(67)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648页。

(68)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50页。

(69)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4年，第435页。

(70)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71)　同上。

(72)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13，岳麓书社，2012年，第207页。

(73)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90页。

(74)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0～491页。

(75)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72～173页。

(76)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6，岳麓书社，2014年，第305页。

(77)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78)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79)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80)　同上。

(81)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8，岳麓书社，2012年，第556页。

(82)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9，岳麓书社，2012年，第190页。